1934年5月，上海内山寓所内，内山完造、内山夫人、高龟眉山、中村戒仙、鲁迅、铃木大拙、藤井草堂（从左至右）合影

　　1933年，鲁迅的日本弟子增田涉离沪回国，鲁迅写诗送别：

　　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

　　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

　　鲁迅对日本怀有深刻的记忆。他的几个最要好的朋友是在日本结识的，他怀念留学日本时期的生活，其实是怀念“华年”和与华年相连的友情、亲情。鲁迅在日本当然也有不愉快的经历，也受过歧视。但随时光流逝，记忆中美好的东西留存，并且渐渐放大，也属人情之常。中国读者都熟悉的鲁迅在日本学医期间遇到的一位老师藤野先生，为人善良，勤恳，不傲慢，善体贴，又尊重中国文化，其品格，就像鲁迅的小时候就读的三味书屋的教师寿先生一样，“方正”“质朴”。鲁迅在回忆录中，虽然对在日本经历一些人事表达了不满，但主要笔墨用在赞扬和感激藤野先生，由此可见鲁迅的平正态度和仁厚之心。 晚年，一位日本翻译家编辑他的著作，写信征求他的意见，他特别叮嘱将《藤野先生》译出来收入文集。

　　鲁迅在上海期间，也悉心照顾日本弟子，可以说是对他以往所受恩惠的报答。增田涉为了翻译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来到上海，几个月时间里，几乎每天到他的住处，请教翻译的细节。回国后又以通信的方式讨论问题，信件积起来一大堆，正像当年藤野先生为鲁迅校正课堂笔记一样。这种关系，可以表征鲁迅与日本人交往的格局和性质：注重学术交流，进行有恩有义的普通人民之间的交往。

　　直到去世，对日本医生的信赖没有变

　　鲁迅在北京期间交往的日本人中，以日本《北京周报》记者清水安三比较亲密。清水多次到八道湾周宅采访鲁迅和周作人。1922年7月1日，清水安三还到八道湾周宅小住，次日由周作人送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和清水安三一同离京，因北京东站没有发车而回还，3日才送走。1922年11月24、25和27日，清水以“如石生”的笔名在日本《读卖新闻》“支那的新人”专栏发表《周三人》一文，介绍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其中对鲁迅的评价很高：“ 盲诗人爱罗先珂(Eroshenko)推崇周树人为中国作家第一人，我也持这种观点。正当上海文士青社的每个人都在就《聊斋》中那些未写好的故事随随便便写文章的时候，发表了唯一称得上是创作作品的人，实际上就是周树人。”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后，要搬出八道湾寓所，还请清水向在北京的日本人借了汽车，运送行李。晚年，清水在日本办学，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写了《值得爱戴的大家：鲁迅》(1967年)、《回忆鲁迅》(1968年)、《怀念鲁迅》(1976年)等文，还珍藏了鲁迅为他写的佛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经，立地杀人”，做成卷轴，装以木盒，并在盒盖内侧题写了这样的话：“朝花夕拾安三七十七。此书是周树人先生之真笔也，思慕故人不尽。添四个字在此，这是鲁迅先生书名也。”

　　清水安三钦佩鲁迅，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喜欢鲁迅性格中直率的一面。日本喜爱中国文化的人，对于中文最雅致的形式——(旧体)诗——特别倾心，诵读之余，总想尝试写作。清水也是如此，他把自己的诗作拿给中国朋友看，除了寻求指正外，自然也愿意听到鼓励的话。可是有一次却被鲁迅当头泼了一桶冷水。清水请鲁迅修改自己写的汉诗，鲁迅几乎一字不落地做了修改后，劝解清水道：“你不要做汉诗了，日本人不适合做汉诗。” 鲁迅认为日本人写的汉诗只讲道理，没有诗趣。清水深受触动，后来多次向人讲述这个情节。

　  1912年周家人合影，后排左起：周建人、鲁迅、周作人，前排左起：周建人妻子羽太芳子、鲁迅母亲鲁瑞、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羽太信子怀抱周作人长子周丰一

　　因为鲁迅和弟弟周作人都留学日本，而且他的两个弟弟娶了日本妻子，全家与日本人保持亲密的关系。鲁迅在北京时期因为政局不稳，有时言论出格，遇到危险，除了德国医院法国医院，就到日本医院。至于看病，他更愿意看日本医生。北京有了离家较近的日本医院后，全家几乎都看日本医生了。到了上海也如此。晚年多病，鲁迅一般到日本人开的医院就医，或者请日本医生到家里来诊治。须藤五百三1933年 7月开始为鲁迅家看病，此后几乎是作为唯一的主治医为鲁迅诊疗，有时还带着他的儿子出诊。鲁迅一度病情非常严重，几位要好的朋友劝他看看其他医生，鲁迅不愿意更换。有一次，史沫特莱等瞒着鲁迅请了德国邓恩医师来为他检查。邓恩医生的检查和诊断是准确的。即便如此，鲁迅仍不愿住院，不愿更换主治医师。直到去世，他对须藤的信赖没有改变。后来有人责难须藤医术不高明，发生了误诊；更有人怀疑他心术不正，害死了鲁迅。当然也有人埋怨鲁迅过于信任日本人。但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鲁迅喜欢让日本医生为自己治病，自有他的道理，人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君不见，便是现在，不是也有中国人喜欢到日本看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