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其：我很喜欢他早期的作品《骂观众》，我觉得在语言上，它好像是一个非常形式主义的作品。如果从艺术角度说，它好像应该从晚期现代主义，从语言的形式，向后现代转型的一个作品。现在在当代文学好像很少有语言的实验，他是如何看待语言实验的问题？

　　彼得·汉德克：你在这部作品当中除了这个语言实验还有其他的感受吗？我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只有22岁，而且是在6天的时间里写成的。刚才戴老师说得非常好，我最近写的作品并没有被翻译成中文，可能在这个九卷本当中最新的作品就是《试论疲倦》这一本，里面包含了我所写的五个试论，但是在戏剧创作方面我也有很多新作，但是没有中译本，所以也不太了解。

　　《骂观众》是我特别早期的一个作品。对你的问题我非常高兴，这个问题让我感觉像是你在问我小手指的指甲：但是我这个人在这里，那个只是很小的一个部分。我有很多的作品，那个只是我早期的一个小小的作品，我觉得这个特别遗憾，甚至让我觉得有一点心痛，中国的观众总是抓着《骂观众》这出戏不放，对我来说有一点不礼貌。

　　《骂观众》这部戏它甚至都称不上是一部正规的话剧，昨天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回答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也专门强调了，在我的创作来说，我可能认为这部作品更多的是一部完整的话剧之前的引言部分，说的这个部分，它就像是我们走向天安门广场之前穿过天安门底下的门洞，你后面会看到一个很大的广场。那是好几十年前的作品了，我也不认为是什么后现代主义，那是我22岁时创作的作品，当时根本没有后现代这个词语，希望大家放过我，不要再给我贴上后现代主义这样的标签，非常感谢。

　　止庵：作为一位中国读者，读您的作品有一个感觉，因为我们读的时候比您写的时候是要晚很多，我读到您的《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的时候，已经过了40岁，才读到您1970年的作品，但是我读的时候热泪盈眶。

　　我想描述一种感觉，我们读汉德克先生的作品好像我们慢慢活到他的作品里面去了，他好像很早就把这些事情写到了。其实《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是1970年的作品，我们几十年以后读这个作品，觉得好像进入到他的作品里面去，这是一个读者的反应，可能不对。

　　但是我想问问汉德克先生，作为一个读者，他怎样读别人的书，比方他喜欢哪些书，包括德语的作家，比方说同时代的，比方说瑞士迪伦马特或者奥地利的穆齐尔或者布洛赫，或者德语以外的作家。

　　彼得·汉德克：我现在说的这番话并不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而是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谈到这些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也仅仅是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谈。我是一个专业级的读者，作为作家，其实我更像是一个门外汉，也可以做一个比喻，作为读者来说，我可能能像一尊佛像，但是如果作为作家，我可能只是个小蜗牛，或者比喻为麻雀。

　　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作为一个读者的身份，对于我来说，阅读就代表着伟大的生活，一位来自于19世纪的著名作家约瑟夫·艾辛多夫，德国的一位诗人，他也是一位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家，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诗就是这个世界的心”，但是对于我来说，阅读就是这个世界的心，对我来说，生活不是去电影院或者去博物馆，而是作为一个孤独的阅读者。我现在到中国已经有十天了，我现在非常想念阅读的时刻，因为在旅途当中比较难以专心去阅读。对于我来说读报纸不是阅读。

　　我也曾经非常喜欢读迪伦马特的作品，我更喜欢读迪伦马特的长篇小说，对马克斯·弗里施的作品来说，我更喜欢读他的日记，而不是长篇小说。我认为还有比这两位更为伟大的作家，罗伯特·瓦尔泽，还有19世纪的戈特弗里德·凯勒，如果要是谈到我喜欢读的书、作品，我可以一直讲到今天晚上可能都讲不完。但是谈到这样的话题，更好的是两三个好友独自的亲密的交谈，而不是面对这么多观众，就像耶稣曾经说过的，“如果两三个人以我之名坐在一起，我就在你们中间”，但四个人五个人就太多了。

　　戴锦华：诚实地说，大家还不那么熟悉他的大部分作品，甚至翻译成中文的作品，大家都还没有那么熟悉，所以我们一次一次回答《骂观众》。首先《骂观众》确实是很早进入到中国，而且传播很广的这样一部作品。但是我想《骂观众》进入中国的时候，它正遭遇到我们那样一个历史时刻，在那个时刻我们又渴望又愤怒，我们内在的需要一种极端的形式，内在的需要一种反传统的可能性。

　　尽管我们的传统和汉德克先生当年22岁的时候面对的传统或者现实是很不同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它是恰到好处的，所以某种程度是我们文化内部的经验，所以我们会不断从这出发。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同样的契机让我们再碰到，用我们的内在去碰触汉德克先生所描述的那个小说的世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我觉得其实我们正在经历这样一个时刻，一方面是中国的国际化程度，或者我们有时候划引号的“中国崛起”，正在把我们带到一个共同的当下的人类情境当中。而另外一边，今天我们的时代，我们的青年，我不知道在座很多年轻人我是不是说错了，我觉得跟我们相比，你们好像有更多的健康问题。

　　你们陷于焦虑、陷于忧郁，陷于各种各样的无助的状态，不是刻意去想的，比如法斯宾德的《恐惧吞噬灵魂》，但是我也想到60年代那支乐队，愤怒摧毁机器。在我看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某种程度上我们到达了那个时刻，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内在，用我们的经验，用我们的生活，再一次遭遇汉德克先生的现在变成中文的这些表达。我自己也觉得很难提出一个聪明的问题，是因为我看到了此前很多访谈，汉德克先生不断讲说他是在某一种历史传统当中，是在某一种古典当中，但是实际上我们阅读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们很难用那些去处理古典作品的逻辑或者是问题，来碰触这些作品或者对他提出问题，因为他所描述的是那样一种被20世纪的情境或者21世纪的情境所锁定的人类生存。

　　而这种生存，你每次阅读的时候你感觉到有一点窒息的或者痛苦的那种阅读经验，对他故事当中的那个人物的情境，你有这样的经验，你感觉到那种经验似乎是在某种哲学的层面上游动，但是你又不能够用简单的哲学概念来回应它，因为它是这样一种有密度和有质感的文学的表达，所以我仍然提不出好的问题，但是我等翻译翻完之后我提两个“笨”问题，来试一试看我们能不能进入对话状态。

　　一个问题是，在他的作品当中，就是我们现在所能读到的作品当中，我会感觉到某种意义上我读到了愤怒慢慢的平复，就像水慢慢，一股细流慢慢消失在土地当中，但是是渗透进去的那样一种东西。我的问题是，这种愤怒，尤其是全球60年代、欧洲60年代的那个愤怒，甚至应该叫暴怒或者狂怒，这样一种情绪，其实曾经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我们表达愤怒是因为我们同时携带着一种我们应该改变这个世界，而且我们可能改变这个世界的这样一种希望和梦想。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分析是一种无力的情绪，当我们能够对我们的愤怒对象行动的时候，我们通常不会用愤怒表达，所以它既是一种力量，又是一种无力。我的第一个问题，真的很好奇汉德克先生他自己本人曾经怎么经历，或者他今天怎么看待欧洲的60年代，以及到70年代仍然余波未平的状态，对他的创作有没有过影响。

　　另外一个问题，他刚才讲到现在他更多是痛苦和欢乐，又是一个意识流式的联想，我会想到弘一法师的悲欣交集，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的，我这个人不是很矫情，但是我每次看到那幅字总是心里一紧，包括他的笔墨。我不是说我要问他是不是现在处在一个悲欣交集的状态，这种欢乐和痛苦是他在写作时的状态，还是在作品当中创造的状态，如果是在创作中，不光是写作，我写得很快乐和痛苦，还是书写快乐和痛苦，如果是他作品中的状态，我的问题就变成了，他所创造的那个文学世界是一个因为生命的智慧而可以被背负被接受的世界，还是一种仍然在游荡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其实是很难找到一个可以降落的空间。大家知道，我使劲想让我的问题变得聪明，其实我想问的一个东西是他对他曾经生活的世界和对他今天仍然生活的世界，他认为作家或者他个人是怎么去看待的或他怎么置身其间的。

　　彼得·汉德克：只有上帝才知道。我来做一个特别简短的总结。我从60年代开始，我的第一部戏剧作品《骂观众》引起了比较大的轰动，之后我创作的《卡斯帕》这部戏剧，其实是在西方的世界，它获得的成功还要大于《骂观众》，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很政治性的人。基本上我写作的出发点从来都不是由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参与的运动，我其实是一种独立的创作，总是基于我自己的国家。

　　其实我的作品《卡斯帕》在1968年首演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感到非常惊讶，正好是处在大学生运动的时期，那个作品刚刚上映，紧接着就出现了大学生运动。当时整个欧洲批评界对这个作品的反应都是充满热情的，但是其实是他们误解了我，因为大家都把这部作品跟发生在法国巴黎的大学生抗议行动联系在了一起。其实我的作品，我创作的主题就是为了表现一个16岁的少年来到这个世上，重新学习语言。当时我也感到很骄傲，我突然凭借这部作品成了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我自己从来都没有自己选择说我要进到整个社会生活当中，中国现在也是一个很全球性的国家，但是如果回到奥地利那个我出生的小乡村，我相信我说的话还是这样的，如果我在我出生的那个小乡村里跟我的邻居说话的时候，跟现在在这里发言是完全一样的态度，中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国度，对我而言就像我在奥地利出生的小乡村是一样的。中国就是中国，就像我站在我从小生活的那个小村子的门前，而并不会因为说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很国际化的国度，我在这里说话的态度跟我在奥地利的小乡村说话的态度就不一样，我对中国并不了解。

　　昨天我下午接受了两个记者的采访，我们讨论了我的剧作《卡斯帕》里面的男主角卡斯帕，一个16岁的年轻人，比如说他现在从这出现在大家面前，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他只会说一句话，“我想成为我父亲那样的人”，然后就面对着一群人，这个就是我感兴趣的，大学生运动其实并不是我在部戏里面所创作的面对的想象的群体，我唯一参加的群众性的运动，很多人的运动，就是披头士的音乐会，这是我唯一参加过的大众都很喜欢参与的一个行动。还有我参加的有很多人一起参加的是在教堂里的弥撒，还有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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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补充一点刚才戴老师她曾经描述过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很容易有恐惧有焦虑，我想先就这一点说一下我的看法。不只是中国的年轻人有这样的恐惧感或者无助感，在欧洲其实也是同样的，我跟我太太，我们两个有一个女儿，并不是说只有中国人才有这样的问题， 在当今的这个时代里面，年轻意味着什么，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戏剧性的问题，这就是我想就刚才戴老师说的现象的一点点评论。

　　我现在有一个计划，我要重新再创作一部类似于《卡斯帕》这样的作品，主题就是一个生活在当下的年轻人怎么样来面对社会，到底是世界毁灭了他还是他毁灭了世界，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戏剧性的问题。我现在也有了这样一个计划，要续写一部《卡斯帕》后续的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