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年初,文艺界左的气氛越来越浓，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文艺直截了当地被当作政治服务的工具，刚刚成立的青话也改变了创作方针，以现实题材为主导，演出了《我是一个兵》、《红色宣传员》、《雷锋》、《刘胡兰》、《年青的一代》、《两个血手印》、《千万不要忘记》等戏。

　　杜冶秋则作为青话剧团中的才子，逐渐向幕后发展，早在1960年排演《战斗的青春》时，他就在导演朱端钧带领下，参与剧本修改工作。文革开始后，上海话剧遭受严重的摧残，正常的创作、演出几乎停止，许多人如祝希娟等尖子遭受迫害，上海青年话剧团和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被迫合并成了上海话剧团，大家处于无戏可演的状态。1971年气氛有些松动，说文艺界可以考虑去下下生活，搞一点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这时，早先的剧作家们都被一棍子打死，阴差阳错间，杜冶秋被挑出来参与一个反映上海小船台上造万吨巨轮故事的创作工作，他当时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让死了的话剧尽快活过来，也没有想过是不是被利用。搞了五六年后，话剧《战船台》终于搬上了舞台，这出戏代表上海参加北京的全国调演，受到四人帮及其喽罗的赏识，随即被卷入政治争斗的漩涡。这出戏日后被人称之为阴谋文艺的代表作。

　　杜冶秋极不愿意提这件事，但说，在那样一段史无前例的日子，没有这出戏我那一段人生剩下了什么呢？而且我日后走上导演之路，就是从这出戏开始的。

　　二老叹息道，文革后上海文艺界拨乱反正，死了十年的话剧也出现强烈反弹，但我们已经失去了黄金时代。当时上海话剧团复排了许多文革前的作品，如《霓虹灯下的哨兵》、《上海战歌》、《南海长城》等，还排演了新戏《暴风雪中的烈火》、《东进！东进！》等。已经荒废技艺很久的杜冶秋在《东进！东进！》中扮演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集团军司令韩德勤。1978年10月，上海话剧团撤消，青年话剧团恢复建制，第一个复排剧目是《无事生非》，冯庆龄也参加了演出。改革开放后戏剧舞台如咸鱼翻身，破墙越狱，戏曲界把箱底翻了个精光。话剧则新老剧目遍地开花，流派汹涌而入，青话进入第二次辉煌时期。冯庆龄参加了《无事生非》、《夜上海》（1979）、《孙中山与宋庆龄》（1981.11）等话剧的演出。

　　《夜上海》中张先衡，右冯庆龄

　　说来可悲，杜冶秋说，尽管话剧的演出火暴，但限于舞台的制约，受众总是有限，因此同样是演艺界，拍电影的和演话剧的不仅知名度，在收入上也是差距悬殊，他算了算工资，1951年人艺学艺开始到1966年文革前夕，他的工资从文艺18级36.5元爬到文艺13级65.5角，夫妻两人的工资加起来不足100元，每到月底总差那么个二三十元，困难时不得不卖了家中的值钱的东西，甚至把父母给的结婚戒指都拿去卖了。为了贴补家用，他们还利用业余时间找机会拍戏。

　　1980年冯庆龄老师和黄凯等一起拍摄了一部反映保护国宝内容的故事片《瑰宝》，结果劳务费5400多元，上交了大头，自己只到手400元。

　　杜老师则参与拍摄了电视剧《济公》、《华威先生》（1985年）和故事片《欲望的火焰》（1987）等片，结果他在剧中所扮钱老板一角，其知名度远胜过他在所有在话剧中扮演的角色，走在马路上不时有人朝他指指点点，偷笑而过，让他得意了小半年，不过反衬让他付出毕生心血的话剧事业的寡淡，就不是滋味了。杜老师说，即便今天，在话剧舞台的演员也大多收入菲薄，不及影视剧演员万分之一，有车一族也是少而又少。但大家只要有戏可演，再辛苦都不在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