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使吏制进一步腐败。于是又建刺史制度,派专门对朝廷负责的刺史去巡回监察高级官员和地方势力,但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广大贫苦农民不堪官府和豪强的双重压榨,于武帝统治的中后期接连爆发起义,且愈演愈烈。在朝廷高层,由于皇帝依靠内臣近侍,集大权于一身,凭随意喜怒,即对大臣或擢或杀,政治秩序已十分不正常。文帝时期,汉朝就废除了“诽谤罪”、“妖言罪”,可到了武帝时期,这些罪名又盛行起来,甚至发展到了“腹诽罪”。大司农颜异对币制改革有意见,不敢说,只是嘴唇动了动,就被认为是“腹诽”(即肚子里不满)而处死。甚至首辅宰相因武帝一怒丢了性命的也有好几位,这在汉代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到了武帝晚年,汉王朝上下已经怨声载道、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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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资治通鉴》语)的原因又在哪里呢?很重要的一条,是他最后能够反省自己的错误,悬崖勒马,调整了政策。公元前89年(武帝去世前两年),桑弘羊等人上奏建议派士卒到西域轮台去屯垦戍边,对此武帝下诏说:“前有司奏欲盖民赋三十(每口增加30钱税收),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奏遣卒田轮台。
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虽胜,烽其王,以辽远乏食,道死者尚数千人,况盖西乎!”“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悻,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因养马而免徭赋),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轮台罪己诏”。至此汉朝的统治方针发生转变,回到了与民休息、重视发展经济的轨道,从而避免了像秦朝那样迅速败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