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是中国历朝历代最高统治者们为了稳固江山避免倾覆的最好理念。

　　1953年，中央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领衔。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三个所长拟定人选分别为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为了使陈先生接受任命，中科院颇费思量，特地委派先生的弟子汪篯南下（此时先生已在合并岭南大学后的中山大学任教）延请，汪身上怀揣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曾与陈有过一段良好的共事经历）两封沉甸甸的信以示郑重。师生见面，学生力劝老师北上履新，不料，先生勃然大怒，终致不欢而散。但老先生念及师生情谊，还是借此给了官方答复。先生提出担任中古史所长的两个条件：

　　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为了慎重，避免口说无凭，先生让夫人将此意见誊写在纸上，让汪篯带回北京。这样的答复无异于一声炸雷，惊世骇俗，其结果可想而知。这一年，三个历史研究所正式成立，所长分别是郭沫若、陈垣、范文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