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的这种古老的生存经济持续了很长时间。由于村子里既有农民也有工匠，因而除盐和铁外，它对外界的需求微乎其微，形成一个几乎封闭的系统……村落的社会组织建立在等级基础上，使所有村民各安其位，而与婆罗门（他们同时既是教师，又是祭司，也是天文学家）、长老或者属于较高种姓的较富有的村民保持距离。处于等级制最底层的是在田间劳动的不可接触者，他们构成了人口的大多数。

　　这一整套制度先是在18世纪，而后是在19世纪日趋恶化。为了征税，英国人利用了原有的税收人员，但赋予他们对村落的所有权，此乃他们过去从来没有拥有过的。这样，自孟加拉开始，就出现了一大批虚假的地主，即柴明达尔（zamindars）。柴明达尔的任务是向英国当局提供一定数量的税收，但为了确保其职位，他们从农民那里征收的税额要高于规定数量。不久，他们不再在自己负责征税的地点生活，而雇用代理人负责此事。孟加拉的农民发现自己处在中间人和寄生虫的层层盘剥之下，负荷重得让人难以承受。

　　在没有任命柴明达尔的地方，英国人自己负责征税，这些税用现金支付。现在任何手头没有现钱的农民都不得不向高利贷主求救。这些高利贷主在印度各地兴盛起来。过去，他们不得不担心农民会反抗，对农民的愤怒心存忌惮；现在，法律在为他们撑腰，法官站在他们一边。如果农民欠债不还，他们可以牵走农民的牲畜，还可以拿走农民的田地。

　　可怜的农民，可怜ryot（印地语，农民）！由于地价在持续上涨，高利贷主有着各种便利条件变成地产主；另外，投机性的价格上涨也吸引投资商购买土地，把它作为保证收入的一种手段。结果是数量越来越多的大地产主通常对改良土壤不怎么关心，而只关心靠其收益生活。到了19世纪末，在一亿农民中可能有三分之一仍是小地产主，他们拥有的田地平均不到十亩，此为维持生存所需的田地最低限。在这一演变过程中，长老议事会十之有九不复存在（现在则正在复苏）。

　　由于下列原因，局势进一步恶化。

　　（1）由于来自英国和印度本土工业的竞争，乡村工匠遭到毁灭性打击，不得不转为农民，从事田间劳动，而农民本身就已过多。

　　（2）英国资本家有系统地推行的双重政策：他们一方面把印度视为出售他们工业产品的一个市场（18世纪时，印度的染布或印花布在欧洲成为时尚，其非常古老的棉织业迅速发展起来。但如此一来，这一行业迅速遭受灭顶之灾），另一方面把这里变成购买某些原材料的市场，如孟加拉的黄麻，或孟买附近肥沃的黑棉土出产的棉花，由轮船运到英国兰开夏的纺织厂进行加工生产。

　　供出口的原材料由铁路运到港口。这些铁路早就建成了，它们在19世纪下半叶对印度内地造成了革命性冲击。单纯为了集散商品的城市兴起了。另外，印度越来越多的农民种植商品作物，这些作物不是供家庭或村落食用的。种植工业用作物的数量超过了食用作物种植量。旁遮普产粮区是个例外，但这里也出口其小麦。由此产生的结果是，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在19世纪最后30年出现了一系列灾难性的饥荒；虽然我们掌握的统计数字很不完善，但仍可以感受到，食品消费在普遍下降。

　　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及原材料价格的暴跌，导致财富进一步集中在地主和高利贷主手中。自由农民拥有土地的规模进一步萎缩，但其债务多得让人不可思议。农民因这一负担而受到严重削弱，他们相对于其债权人的地位比从前农奴相对于其主人的地位还要低。不管他们在法律上享有多么大的自由，印度农民在经济上享有的自由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