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宫”这个暗号,老杨浦都懂的丨市民历史
“当时考虑得还是很周到的。”毛时安说,“让工人阶级有充分的文化生活。”
毕竟,杨浦区是当时上海市最大的工业区,大量的产业工人集聚于此。
1949年后首任上海市市长陈毅指示,要将东宫办成“工人的学校与乐园”。
既然如此,只有工人可以进入东宫。
张海生回忆说:“老早不好随便进出的,要有工会的会员证,门口有保安要查的。”
他记得,60年代他读小学的时候,要进东宫,必须有在工厂工作的家长领着进去。
或者杵在门口,央求工人叔叔阿姨带进去。
读中学时候,他想过许多办法要“混”进东宫。
有一次,他想从厕所的窗户翻过去,没想到,上面早装了一格格铁栅栏
后来,他又想了一个主意,在东宫大剧场买票看电影,看完终于如愿以偿,溜进东宫了。
而对于1948年生人的毛时安来说,他进入东宫是经过当时组织审查的。
70年代初,中央决定开始恢复部分群众文化。讲故事最为便捷灵活,成了最早恢复的文艺活动。
毛时安从小喜欢文学艺术,当时在红旗电磁线厂政宣组工作。
厂里发现他有一些文艺才能,有天给他发了一纸通知,让他参加东宫举办的工人革命故事学习班。
“东宫当时就是我们的文化圣地。我一听能去工人文化宫学习,比现在能上北大清华还兴奋。”他说。
故事班由市群众艺术馆的老师主办。上海羊毛衫一厂开展得早,由该厂的文艺骨干和来自奉贤的故事员做示范。
学习班结束后,表现突出的学员成立了故事组。
需要时,东宫会向厂里借人,凑成一个演出小分队。
1983年3月,东宫的文艺宣传队在市百三店附近演出
/宋凌云、孙俊德 摄
“一开始,厂里觉得培养文艺活动骨干,挺好的。可东宫老是问厂里借人,厂里就有意见了。”
“但是我实在太喜欢文艺了,于是跟厂里闹得很厉害。”毛时安回忆当年说。
他家位于鞍山新村,工厂位于军工路松花江路。
无论是从家还是从工厂去东宫,都要步行近一个小时。
等厂里的学徒期结束,工资从17块8角4涨到36块,他改乘两部公交车去东宫。
但加上换车走路的时间,仍要耗时三四十分钟。
直到父亲替他淘了一部旧的凤凰牌自行车,乘车辗转才画上句号。
风里来雨里去,其实骑车路上时间跟乘车差不多,他却乐此不疲
那个年代,正是东宫文化活动的鼎盛时期。
二
毛时安所参加的故事组,有几种活动形式。
一是工人故事员根据工作人员的示范和分析,学习讲故事;
二是故事员带领后来加入的工人、学生,到各地少年宫和向阳院表演讲故事,开纳凉晚会。
三是在剧场汇报演出。
一开始,讲故事的形式比较单调,此后逐步穿插进了曲艺、山东快书、相声、朗诵等文艺样式。
在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毛时安特别提到了东宫文艺组许多老一辈工作人员的名字。
“像孙俊德,人很憨厚、朴素,永远穿了一套灰色的中山装,默默奉献,扶持着工人文艺骨干。”
“工人文化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代一代全身心投入工人业余文艺事业的工作人员。”
1980年前后,毛时安(后排左二)、孙俊德(前排右一)和其他故事创作组成员在东宫后花园合影
年轻的故事员都是各厂的文艺骨干。他们当中,有的只是抱着娱乐的心态,谈了恋爱,就不再来参加了。
但毛时安从头到尾一直坚持着,投入地练习各种故事的演讲
他担任过故事组组长,之后还加入了工人故事创作组。
东宫吸引他的,还不仅仅是故事组的活动。
1972年,舞蹈《白毛女》即将在东宫大剧场演出。
毛时安每天中午一吃完饭,就一个人偷偷骑着自行车,从厂里溜出来看彩排。
因为小学时候指挥过班级的大合唱,他最喜欢看指挥的手势。
“不行,乐队敲响,再来过……”
他目不转睛地看他们一遍又一遍排练,直到熟练地把一整段排练完成。
“剧场里漆黑漆黑的,只听到我呼吸的声音。”
“台上的演员一回头看到我,穿着粘支疙瘩的藏青色工人背带裤,还以为我是工人代表。”他说。
排练一看就是两个多小时,随后他再不声不响骑车回厂里车间干活。
“那时候体力好得不行。”他说。
这些活力四射参加文艺活动的日子,正是毛时安最清贫的时期。
每个月工资全部上交给母亲,伙食和零用钱全靠工厂发的3元钱车贴。
只好一天吃白饭泡汤,一天吃白米加蔬菜,如此交替。
“那个年代,一方面人生活在物质比较匮乏的条件下,一方面仍然有他的追求、欲望和个性。”他说。
不同时代的年轻人都曾经得益于东宫的文化资源。
刘翔生于1958年。90年代初,他在杨浦区区政府工作,离东宫只有两站公交车的距离。
有一段时间,他每天一下班,买两个馒头,就直奔东宫二楼的图书馆。
“图书管里人满为患,人人忙着埋首翻报纸、找资料。”他说。
1983年5月,一张有关东宫阅览室夜读的照片刊登在《解放日报》上
/夏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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