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正在如火如荼地举行中，而这场文化盛宴背后，是许多工作人员的辛劳付出。《中外书摘》主编汪耀华，正是一位连续挂了13年“上海书展工作证”的“老法师”。他的讲述中，不仅有上海书展的变迁与发展，也有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生长。

发书速度，比发牌的速度还快

1978年，我成为了上海新华书店发行学校的首届学生，经过2年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南京西路新华书店成为了一名营业员，一年半后，调到了上海市新华书店图书宣传科工作。

那时刚刚改革开放，“全民读书潮”至今令人印象深刻。

新华书店无论进什么书，都有人买。我记得当时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一本歌谱，3天就卖了3万本。印象最深刻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青年一代》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文化与生活》。杂志到了，书店就在门口设一排小柜台，买的人很多，有时甚至会有警察来疏导读者排队。我们就坐在柜台里，收钱、发书，收钱、发书……发书的速度简直比发牌的速度还快，一个半天就可以卖掉三、五千本。

就是在这样一种书店太小、还闭架，图书供不应求的状况下，书市应运而生了。在更大的空间里，在更集中的时间段，把所有可以组织到的货源放在一起，通过一系列营销活动、讲座论坛，吸引更多的读者前来，为大众阅读提供更多的方便，这就是书市最开始的初衷。

1979年，上海科技书店尝试举办了一次图书夜市，4天接待了1.2万读者，卖了5万多本书。1980年在上海体育宫又举行了暑假图书展销，18天就售出图书34万册。经过多次“试水”，1981年，在上海工业展览中心6000平方米的技术革新馆举行了上海书市，真正意义上具有城市文化价值的书展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当时，我是文史哲综合馆的一名营业员，服务的是文学书专区，每天的工作就是不断把书从卡车里搬下来、拆包、上架，一会儿这边书架空了就补书上去、一会儿那边书又没了又得补书上去，每天都筋疲力尽。好在中午有专门的员工午餐送过来，排骨、荷包蛋啊，下午还有点心，牛奶、面包啊，还有领导慰问时发给我们的福利——饮料。我们一边和书打交道，一边享用好伙食，真是一种愉快的工作体验。

在之后的日子里，那年的上海书市一直被上海市民津津乐道。直到5年后，才举行了1986年上海书市。又是4年后，第三届全国书市在上海举行。1996年，首届上海图书节暨’96上海书市举办。1998年举办了第二届，2001年举办了第三届。2004年，在原上海图书交易会的基础上举行了2004上海书展，由此，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正式以“书展”的形式走进了大众视野。

那10多个小时，我急得辗转难眠

2004年，我以上海新华书店总经理助理、上海书香广告策划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新书报》总编辑的多重身份参与了上海书展的工作。

当时，上海书城已经有了，市民购书的渠道越来越多，阅读的载体也越来越多，社会大众对读书的热情似乎没有以前那么高了。有人问我，我们需要书展吗？

我认为，当然需要。因为书展不光是卖书，更不是书城搬家。当时，我们就提出，上海书展要成为中国最亲民的出版文化年度展和大都市文化交流平台，它要吸引最广大的市民群体，而非小部分的读书人。

第一届上海书展，中央大厅里一条长55米、宽3.1米的中间主通道，被设计成近现代重叠“穿越”的福州路书店街，是那届书展布展设计的一个亮点，吸引了不少市民。

这是当时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总经理哈九如提出的设想：现场拍摄福州路（河南中路至西藏路人民广场）街景，通过电脑拼接，根据门牌号标出19世纪三四十年代书店的位置和名称，画出河南路、山东路简图并标出书店方位。

这是一个极富想象力的创意，但实施难度也很高。开始，我们请了一家专业摄影工作室拍摄制作。沟通交流乃至看了几次样片、花费了近两周后，对方放弃了合作，因为始终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

临布展一周的时候，我们开始自己干。项目负责人也是公司设计师周祥根冒着摄氏35度的高温在福州路拍摄了3个白天，电脑拼接合成又是3个晚上直至凌晨。再由同事“扫马路”，将旧书店地址与现在的门牌一一对应。最后将80多米的图案微缩成55米，由喷绘公司用进口材料写真及地面覆膜的方式制作。

按照计划，承办单位要在7月27日上午10点半举行开馆仪式。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八点半进场后的1个多小时里完成铺设工作。26号晚上我的同事突然发现，由于衔接出现了问题，喷绘公司还没开始制作，这时距离开馆只有短短10多个小时了。之后的这段时间，我急得辗转难眠，不断跟他们电话沟通。经过各方努力，合作的制作公司终于在27号早上捧出了这幅写真。大家跪着、蹲着，一幅幅拼接，终于在10点多完成了所有工作。

抓住了窃书的“孔乙己”

从第一届书展开始，全场中文图书就有8折优惠，市民仅凭一张10元的门票就能享受。海量的图书，开放宽松的购书环境，优惠的价格，把众多上海市民参与的热情凝聚了起来。然而，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在大量的读者中出现了少数窃书的“孔乙己”。

那是2004年上海书展期间的一个上午，我没有什么紧急的事要办，就在新华发行馆自个儿挑书。因为没有明确的目标，我就东张张西望望，既阅书也看人。

此时，一个背着牛津背包的男子，手提一个报社发的大纸袋，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当天并没有和这家报社有关的活动，而书展期间的活动举办方给来参与者发放礼品，就是用的这类大纸袋。

正在我好奇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他刚刚伸手从一个书架的最高一格拿下的几本书不见了。有了这样的疑惑，我就盯上了他，跟他走了几十米之后我看见他又拿了3本书放在纸袋内。之后我一直尾随他走到了进口的收款处——这里就是检验他行为性质的地方了。果然，他最终没有买单，而是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走出了展区。

我立即提醒营业员和保安：这人偷书！他当即被带到展览中心的保卫处，并由静安公安分局巡警予以处置。后来了解，此人有前科，一年前曾在某图书批销中心偷书被现场抓获，警察在他家中发现了4万多元的精装豪华本图书，并被判处半年徒刑。哪知道他出狱不久又重操旧业，这次从他包里搜出了800多元没有付款的图书，是这届书展抓获的标的最高的“孔乙己”。

上海书展开始几年，每年都有这样零星的窃书贼，让出版社蒙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也让我们工作人员头痛不已。后来，随着市民素质的提高、书展安保工作的完善，这样的事情渐渐少了。而到了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这届书展，不仅没有偷书的现象，反而出现了大量的捐书行为，令人感动。

我们在书展场馆内选了最佳场地，设立爱心书屋。许多读者在展馆内仔细选购图书，再到爱心书屋捐赠出去。我记得一位70多岁、穿着朴素的老者，他不知道灾区的孩子们需要什么书，就委托工作人员帮忙选购了500元的图书捐赠，坚持不愿留名；有一对青年男女选购了价值1100元的图书。他们说，现在自己过得很幸福，希望灾区人民能和他们一样幸福；一位年轻妈妈带着女儿，把刚买的3本新书交给工作人员。她用自己的手握住女儿的手，一笔一画地写下了“祝四川人民永远幸福”。

我记得，不到半个小时，捐赠的图书就在爱心书屋前搭起了一个心形图案，成为那届书展最温暖的记忆。

“为什么这么大的书展只有一家快餐店”

2004年书展期间，我突然想搞一次民意调查，于是当即打电话给同事王雪明，让她提供问卷文本，第二天我修改了几处就立即打印。在王雪明的带领下，上海书业发展研究所、《上海新书报》编辑部联手在书展现场进行了调查。

在随机抽样的读者中，男女比例为46：54，新老上海人比例为27：73，年龄层次以24岁以下的学生居多，占33%。82%的读者对上海书展感到满意。读者满意度主要集中在图书品种、场馆设施、布展上，而不满意的因素和建议主要集中在环境上，比如“太拥挤，嘈杂”、“地方再大一些，人太多”；在场馆的硬件设施上，很多读者要求“多设食品供应站”，“餐厅不该只有肯德基一家”、“找书困难”、“增加指路牌”等等。

这一届书展，场内仅有4个肯德基销售点，供不应求，简直卖疯了。因为拥挤，警察和展馆保卫人员几次提议要其撤退。有读者发问：“为什么这么大的书展只有这一家快餐店呢？”其实当初招商时，那么多的商家竟然没有发现商机，承办者放宽门槛也被认为条件很多，驻场销售仿佛降低了身价。结果肯德基成了大赢家，而进场的代价只是少量的抵用券和10%的扣率。

现在已经12年过去了，不光是餐饮点增多了，当时读者所诉求的这些问题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2012年，读者对书展的满意度达到了99%。到了去年，书展不仅提供WiFi全覆盖、导购、快递寄书、纪念印戳、餐饮、医疗急救、法律咨询、投诉接待、失物招领等便民服务措施，还运用新媒体及时提供信息服务，还设置了手机充电专区、上海图书馆现场办证等特色服务项目。

现在回忆起这十多年来办书展的经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种始终“抖抖豁豁”的心情。书展筹备的那两个月，我每天上午在福州路的出版社上班，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下午就去绍兴路上的出版局书展办公室，介入书展的一系列工作，从绍兴路接受指令后又回到福州路实施，从书展筹办到结束，天天如此。

我属于进入出版业“出道早”的人，带我的老同志们一辈子从事这个行业，都是兢兢业业、认认真真的。虽然难说有什么大功绩、大作为，可是老一辈书业人事无巨细都要严格把关的做派和精神让人感佩。当时我就知道，在这个行业不能粗枝大叶、马马虎虎，而是要把这种谦虚努力地工作、实实在在地做事的作风传承下去。上海书展办了十多年了，我们一以贯之地在做这件事情，每年都在更细节、更微小的地方有所追求，每年都进步一点点。所以，虽然很疲劳，很紧张，有时也有烦恼，但我一直享受着上海书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