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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咏骐投身革命的“保险业大王”
http://culture.online.sh.cn 2017-05-08 09:27

刊登于《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报告册》(1936年)上的胡咏骐像

刊登在《保联》月刊上的“保险界人物志----胡咏骐”

宁绍人寿保险公司保单样张,上有胡咏骐总经理的签名和印鉴

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成立纪念刊,胡咏骐题写“乐业好群”

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出版的刊物“保联”,胡咏骐题写刊名。

  “他不是一个孳孳为利的普通商人,他看得远,见得广,想得透彻。他知道一个商人在这国难时期应尽的责任是什么。他的一切措施,一切行动,都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的。他从事商业近二十年,但他的经济情形也尽足够一家温饱而已。而对于爱国事业。则无不竭力帮助着;比千万百万富翁所尽的力量更多、更大!”这位在郑振铎《蛰居散记》中被高度评价的人,他的名字叫胡咏骐。

  胡咏骐(1898-1940),字志昂,浙江鄞县人。上海沪江大学毕业后在基督教青年会任职。1926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寿保险和商业管理学,结业后在纽约联邦人寿保险公司实习。1929年回国,在上海宁绍商轮公司任职,后转入上海宁绍水火保险公司任总经理。1931年发起创办上海宁绍人寿保险公司,任总经理。1933年起,胡咏骐连续被选任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执行委员。1935年秋开始他又连续担任同业公会主席一职,直至逝世。

  胡咏骐在担任同业公会领导工作的八年中,团结同业,为维护华商保险企业的共同利益和振兴民族保险事业,做了不少深孚众望的工作。在为华商保险业挽回权力方面,由他出面牵头,联合华商同业与外商保险公司经过谈判,建立了包括华商与外商保险公司在内的上海市火险联合会,协调统一了火险的费率和条款,限制了外商保险公司对华商保险公司的不正当竞争;他又主持翻译了保险单上长期沿用的英文条款,结束了我国民族资本保险公司在保险单上没有中文本条款的历史。在振兴民族保险事业方面,胡咏骐所做的一些主要工作包括:在国民政府立法院邀请保险界知名人士参加拟定《保险法》草案的过程中,代表民族资本保险企业反映了同业的利益要求;在国民政府颁布《所得税法》时,以同业名义争取到了对保险企业的利润免予征税;他还以同业公会的名义要求国民政府有关当局在指派赴国外的公费留学生中,安排一定名额的学生学习保险专业,并由同业公会和中国保险学会联名,向各大专学校建议,在商科中设置保险学的必修课,向各中小学建议,在教科书中增加有关保险知识的内容;在同业公会内部,他设置了专门的阅览室和图书馆,供保险业从业人员阅读有关保险专业的中外文书包刊物。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胡咏骐以保险业同业公会主席的身份,发起组织了上海保险界战时服务团。他自己个人则一面积极参加国际救济会和上海职业界救国会,致力于难民救济工作,一面参加了以联系各界上层爱国人士为宗旨的“星二聚餐会”、“星五聚餐会”,并且是这两个聚餐会的核心组织“九人聚餐会”的成员之一。在这些以团结一致、抗日救国为目的的聚餐活动中,胡咏骐认识了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的许多爱国人士,其中不乏中共地下党员,他同胡愈之、郑振铎、许广平、王任叔、刘湛恩、章乃器、王志华、孙瑞璜等人来往密切,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8年,“星二聚餐会”主持人之一、爱国民主人士、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和其他几位爱国人士接连在租界内遭到日伪特务暗杀。血的事实,使胡咏骐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胡咏骐受教于教会学校,从青年时代起,从基督教教义中接受了舍己为人、不计名利的思想,在国土大片沦丧,民族灾难深重的形势下,他忧心如焚,渴望寻求到挽救民族危亡的光明道路。他与刘湛恩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友,两人有着共同的追求,经常在一起研讨救国的途径,刘湛恩的被害使胡咏骐意识到,为了坚持真理,争取中国广大群众的美好生活,必须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与千千万万的志士仁人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斗;而通过一段时期内与共产党人的接触往来,他又逐步认识到:国民政府当局反动腐败;扼杀民主,消极抗战,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以民族利益为重,领导人民走正确的道路,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为了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主张,胡咏骐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他所能获得的介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书籍和一些中共关于抗战的文件,如《西行漫记》、《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他又在沙文汉同志的指导下,直接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之一----英文版的《资本论》。他以极大的毅力刻苦钻研这部共产主义的重要理论著作,遇有难懂之处就及时向他所认识的进步朋友请教,往往会为了《资本论》中的某个问题在电话内持续讨论半个小时,或与友人促膝深谈直到深夜。

  这一时期,他积极参加了“星二聚餐会”成员共同发起创立的“复社”,为出版发行《西行漫记》中译本以及《鲁迅全集》、《瞿秋白文集》、《海上述林》等进步书籍提供帮助。从筹措资金到印刷发行这样的具体工作,他都亲力而为,他甚至亲自将这些书的纸版转移到宁绍人寿保险公司和自己家中,以免被租界捕房查获。由夏衍、王任叔等同志创办的进步报刊《译报》因经济困难被迫停刊改组时,也得到了胡咏骐的积极支持和资助。

  胡咏骐通过抗日救亡运动的实践逐步了解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中共江苏省委的地下党组织也通过对他的不断教育和引导,逐步了解了胡咏骐的思想品质和政治觉悟,开始向他布置一些更为重要的任务。

  1938年的上半年,中共地下党在保险业内的同志根据上级指示,仿照“银联”的形式,发起组织了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胡咏骐与谢寿天、程恩树、郭雨冬、林震峰、董国清等同志一起,站在发起人前列。“保联”在1938年7月成立时,胡咏骐被聘为顾问,并由同业公会为“保联”提供了会所和其他多方面的支持。从第二届理事会起,他又被聘为“保联”的名誉理事,仍兼顾问。胡咏骐的行为,在保险同业上中层人士中,起了很好的倡导作用,大大方便了党在保险业职员中群众工作的开展。

  同时,胡咏骐自觉地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他的家中,成为各界爱国进步人士经常聚集叙谈抗战形势、救国道路和研讨国共两党政策得失的场所。在他的客厅里,人们总能看到一个高个的黑脸汉子,一边侃侃而谈,一边用他那对“静定的眼睛”环视着他的听众,“处处表现出一副忠厚、拙直而坚定的精神”,那便是胡咏骐了。

  胡咏骐还曾经掩护过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刘晓(化名刘镜青),将其安排在宁绍人寿保险公司任经理职务,在刘晓因工作需要离沪赴渝时,胡咏骐又设法给予刘晓以宁绍商轮公司职员的身份以作为掩护,使之沿途得到照顾。

  也就是在这一年,胡咏骐终于向沙文汉同志吐露了自己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心愿。中共江苏省委地下组织对他的转变过程和实际表现早有了解,因而他的申请很快就得到了江苏省委的同意。但是由于胡咏骐当时的社会身份是民族资本保险业中的上层人士,按照党章,必须由省委上报中央。1939年初,中共中央特别批准了胡咏骐同志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胡咏骐在得知已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心情万分激动。他向党组织明确表示:只要是党的事业需要,他随时准备割舍自己在上海的社会地位和家庭生活,到解放区去参加战斗,流血牺牲,在所不惜。当时负责同他保持单线联系的沙文汉同志(当年化名张登)告诉他,党员一切服从于党和人民的需要,是完全对的,每个党员都应该随时准备奔赴党指向的岗位,但是党对他的要求,并不是要到解放区去,而是留在上海,利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更好地做好各界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以扩大抗日的力量。自此,胡咏骐更加自觉地和不遗余力地团结他所认识的许多上层人士,按照党的方针,进行各种革命活动。

  1939年7月24日至30日,上海市各群众团体的业余话剧团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号召下,举行了一次大型的慈善义演。胡咏骐发动了上海银行公会秘书长林康侯等一批知名人士组成了这次演出的筹委会,他本人担任了筹委会的副主任。这次演出在中共地下党和各界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在胡咏骐个人的精心筹划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演出结束后,胡咏骐代表筹委会,来到八路军办事处,将义演收入面交刘少文同志,请他将这笔钱转交新四军。

  1939年12月,租界居民的粮食来源,因日军在周围地区的掠夺和对“孤岛”的封锁,几乎濒于断绝,群众生活因米价飞涨而十分困苦。胡咏骐利用国际救济会的关系,邀集了上海各界一批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士,发起组织了“上海市民食调节协会”。通过这个组织,向社会筹集巨资,为企业和市民向越南订购大米,平价供应。这一举措,在一段时期内平抑了米价涨势,使广大企业是市民深受其惠。

  胡咏骐在申请入党后不久,发现身体状况日益下降。连续的轻度腹泻,显示出他的消化系统已经发生病变,但是他不以为然,仍全力投身工作,很少注意休息。直到1940年5月病情急转直下,他才不得不勉强住进医院。胡咏骐在住院期间,并发了黄疸症,医生在动手术过程中才发现他的病症是胰腺癌,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已无法救治。

  胡咏骐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他在10月24日的《遗嘱》中写道:“余信仰为人在世应为大多数人民谋福利,……余不赞成私有财产制度,家人日常生活应力求简朴,……每年全数收入除简朴生活所必需之外,应用于为大多人谋福利之事业。”在临终前一周他曾召集家人在病床前进行了一次谈话,他说:“你们不要过于悲伤了,一个人的肉体总是要死的,但是一个人的精神是可以由下一代继承下去以致发扬光大的。我一辈子致力于为我民族、民众谋解放、谋福利,这是我一生的最大志愿。如果你们能够继承我的遗志,将这种精神发扬光大,那就等于是我的永生。”

  1940年11月5日,胡咏骐因病逝世,按照本人遗嘱,追悼会在上海慕尔堂以基督教仪式举行。岁月积淀,他留给世人的形象却越发清晰,“稳定地站在危难、艰苦、恐怖、纷扰的环境中,像一个巨人似的;在他的巨影之下,许多人赖以安定、不惧,他执了一盏光明四射的灯笼,在茫茫黑夜里,引导着许多人向前走。他的忠勇、冷静与明晰分毫的理论,增加了同伴者无穷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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