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作为一门艺术，是非常抽象的。在音乐的世界里，要悲切有悲切，要慷慨有慷慨，要激昂有激昂，它不需要翻译，而且弹性非常大，可以进行多种解释：一个高兴的人可以从中听到让他高兴的音符，一个悲伤的人即使让他听一首欢快的乐曲也会听出眼泪。在听同一首音乐时，不同年龄、不同学识修养和不同阶段的人，完全会听出不同的感受。

　　文学也应该具有这样的品质。

　　好的文学不应该是清澈透明的，不应该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好的文学应该有其丰富性、复杂性，甚至暧昧性。它应该让每一个读者都可以从中看到自己、读出自己，它也应该让每一个读者随着时间、随着阅历、随着各方面的变化而从同一本书里读出不同的感受。我希望自己的小说不是一目了然的，希望写出具有最大弹性、最大模糊性的小说，过去我一直在追求这样的艺术风格，但迄今还没有完全达到。

　　其实，做人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没有人议论和批评，这个人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一个人之所以被“千夫所指”，一个人之所以被很多人评论，就是因为他身上带着非常复杂的特质，因为这个人很难定性，因为这个人比较丰富。我就是一个比较丰富的人，所以成为了很好的“范本”，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解读我，或者是虚假的歪曲、或者是正确的理解，但无论哪种解读都是非常有意思的，这让我看到了无数自己看不到的侧面。

　　还有一个问题同样值得思考。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小说被翻译成外文广泛传播，但这涉及一个问题——作家创作的出发点：作家到底为谁写作？为自己写作，还是为读者写作？如果是为读者写作，到底是为中国读者还是为外国读者？小说翻译成外文需要译者，那是不是可以说作家是为翻译家写作？

　　这种为翻译家写作的趋势绝不可取。尽管文学走向世界必须经过翻译家的翻译，必须经过他们创造性的劳动，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如果想着翻译家，那势必使自己的艺术风格大打折扣，势必为了翻译的容易而降低自己作品的高度和难度。因此，作家在写作时，什么人都可以想，就是千万别想着翻译家；什么人都不能忘，但是一定要忘记翻译家。只有如此，才能写出具有自己风格、具有中国风格的小说来。

　　而对于诺贝尔文学奖，不要小题大做，此前无论在高密、北京，还是瑞典，得知获奖的我心里一直很平静，甚至有一点点歉疚，其实在全世界、在中国有许多优秀的作家都有资格、甚至比我更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他们之所以没有获奖仅仅是因为还没有到时候。我也寄希望于未来：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作家能够再次出现在瑞典，再次登上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