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地面的恐惧

　　如果韩寒的人生戏剧有台本，那么《麦田里的守望者》或许比较合适，至少是吻合一部分。霍尔顿考尔菲德害羞、愤怒、游荡、荤词挂口、天马行空、不愿读书、憧憬豪车、对性渴望，但并没有“垮掉”，却无比纯真地想在麦田里守望孩子，以免他们跌落悬崖。

　　小时候坐在爸爸自行车后座的韩寒，在路过镇政府时说，“我们镇长怎么那么腐败啊，我一定要把贪官打倒。长大以后，我要做清官，把所有贪官都铲除掉。”

　　2006年以后有了博客平台，韩寒有了扩音器。他在与父辈作家白烨论战时说：“别搞得多高深似的，每个作者都是独特的，每部小说都是艺术的，文坛算个屁，茅盾文学奖算个屁，纯文学期刊算个屁，也就是一百人手淫，一百人看。”

　　2012年元旦后，他去香港住120层的豪华酒店，经常坐在窗户旁，望着遥远的地面发呆，想的是“如果大家都能够(住进来)……”

　　在他的家乡上海，在能够自己支配的时间里，他依然住郊区，有时还回到更偏远的金山乡下跟爷爷奶奶住。韩寒自己的房子在一楼，他租的用来当作工作室的房子在二楼，能“嗅到一点地气”：“无论怎么样脚要踏上的土壤，总是最终能承载你的地方，你在高空中看的一切其实都是虚空的。”

　　“他交往的圈子还有很多是他的表弟、同学，还都是城乡结合部的人，他实际上的物理区域和心理空间都是在城乡结合部。如果你让他住在静安区的高级公寓里，他害怕高楼，他觉得那个不接地气，就写不出东西。”韩寒的好朋友、出版商并时而客串经纪人的路金波说。

　　接地气的表现是，他经常在博客里提到底层人民的事。比如一个17岁的农民工在火车上站了62个小时回家，“工作一年，排队一天，买好原价票，穿着纸尿裤，站着回老家，相当有尊严。”

　　一次韩寒在内蒙古拍广告，路金波半夜去探班。好不容易完成当天拍摄任务的韩寒被他叫去吃东西。“他特意绕了几步，走过去找那些搬箱子的民工，拍了拍其中一个人的肩膀，说：收工了啊，辛苦了。”路金波注意到刚才还在跟自己大吐苦水喊累的韩少这样一个细节。但民工并不知道这个广告男主角是谁，也不感兴趣，“眼神很漠然”。

　　其实，在一百多层豪华酒店窗边时，韩寒是这样呆想的：“我觉得自己有罪恶感，但是不觉得自己有原罪，我也不知道罪恶感源自于哪里。可能就源自于中国这个社会很多的差距的确太大了。我没有付出太多的劳动，写文章都是在有空调的房间里，用的电脑都是好的电脑，就能挣不少钱。很多人可能做得很辛苦，收入特别低，而且还没有保障……咳，反正就是一直很纠结。”

　　韩寒曾有一辆法拉力跑车，是朋友抵债给他的，作为“真心在机械上认可”这架豪华之物的车手，因住在郊区而对代步工具有着刚性需求的车手韩寒，一年开法拉力的里程，只有一百来公里。因为“实在是不好意思开。

　　对底层的悲悯很快招来了各路的夸奖，他在2008年5月14日到达汶川地震灾区时，舆论惊呼：曾经的叛逆少年，已然成为社会中坚，有责任感的中流砥柱。在那一年，他还获得了各路“公民奖”。他在一段获奖感言中说，自己做得很少，能得这个奖，说明别人做的更少。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媒体形象变得主流和正面了不是因为“社会进步”或者“大家观念(更新)”，而是“80后的那批人当上记者了”，当年的小读者变得有话语权了，他也就变得主流和正面了。

　　与世界保持距离

　　一面倒赞誉下的韩寒，似乎哪里不对劲儿。他开始警惕，开始不自在，开始觉得被绑架——他形容说，杂文作者越来越像哭丧的。

　　“2009、2010年的时候，大家都夸奖我，站在弱势群体那面老是为群众说话，……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在那里哭丧的人，反反复复说着车轱辘话，大家也觉得你哭丧哭得好，哭得优美，哭得态度特别的漂亮。然后瞬间就散了，等着下次哭丧的时候看我哭丧。……而且有一两次缺席了哭丧，就会批评你：你他妈是不是成为了政府的走狗？！”

　　“有一阵子我变成了这样的人，当悲剧发生的时候我内心其实已经麻木了，但是我不得已还得去那里哭个丧。”后来他慢慢觉得，“操，后面有枪指着我，那杆枪未必是执政党的，有可能是民众的。……可能唯一不同的是执政者的枪是真枪老百姓的枪可能是仿真枪，他可能打BB弹能够弄疼你但是未必能伤害你，但是执政者是可以伤到你，所以在同等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必须得先批评执政者为优先。”

　　知名媒体人许知远这么评价那个时候风头强劲的韩寒：“韩寒掀起的迷狂，衬托出这个崛起大国的内在苍白、可悲、浅薄——一个聪明的青年人、说出了一些真话，他就让这个时代的神经震颤不已。与其说这是韩寒的胜利，不如说是庸众的胜利，或是整个民族的失败。”韩寒觉得许知远说的是对的，“我特别理解他说的所有东西”。

　　浙江乐清发生钱云会案时，韩寒看了网上各种各样的现场照片，根据自己作为车手的判断，认为“这就是一场交通意外”，但他不敢下这个结论，而对钱云会为村里人做事的敬佩和对政府一向的不信任感，使“政府谋杀论”成为主流知识分子的共识。韩寒在2011年元月初写下《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婉转地表达了对主流知识分子共识的质疑。

　　“我觉得很多知识分子去做有罪认定的话其实跟政府没什么区别，政府就是做有罪认定出身的，他们就是这样当恶人的。所以当时其实是一个挺明显的(与主流知识分子划清)分界线(的事情)。”

　　当大家对韩寒的印象还停留在对民众疾苦热情疾呼的公共知识分子符号上时，他已经悄悄地在自己与执政者、民众和公知之间，像孙悟空那样，用金箍棒画下一个不可见的圈。他的圈里只有自己。

　　曾在《纽约客》上长篇报道过韩寒的美国记者欧逸文，对于“韩三篇”这样评价：“他的言论之所以在网上引发如此骚动，是因为韩寒拒绝了人们对他形象的一贯解读。”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拉长了自己的战线，竖立了更多对手，其中包括曾一度对他钦佩有加的一帮人：中国最激情燃烧的民主主义者。”

　　韩寒对“得罪人”的态度是：“顾不上他们了，反正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真实想法。”“你一味地拍民众马屁，一味地讨好民众，其实说到底跟当年老毛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没什么区别，他心里再清楚不过：群众就是瞎的。这其实是另外一种不诚恳的表现。”

　　他也有点害怕被骂，但“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光屠杀政府不屠杀平民这不对”。“社会的组成、体制的组成其实就是一个民众的选择，当民众无法忍耐的时候，体制自然就可以消失，体制既然长久的存在，除了体制的强权以外，其实真的是需要有民众的配合。”他的原则很朴素，就是不希望流血，不希望害人。

　　“我特别不希望伤害到人，有的时候谈恋爱也是这样，分个手分5年分不掉，因为不希望去害人，或者伤害到任何人，所以我觉得跟我对于革命的态度其实是一样的，我的观点也是尽量地少牺牲，我宁肯被人多骂一点。”

　　“但是”，他在《要自由》的博客里这样转折：“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蚍蜉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当然，只我一人，没有同伴，也不煽动读者。我不会用他人的前途来美化我自己的履历。同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所以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写得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请让我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