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任密州（今山东诸城）太守。第二年，政局初定，苏轼将城西北角一废旧之台修葺一新，政事之余，邀请同僚登台远眺，谈诗论文，抒发胸臆。其弟苏辙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意，为此台命名“超然”，并作《超然台赋》予以赞咏，引发苏轼《超然台记》横空出世，成就千古名篇。今日知行君与大家共赏苏轼的《超然台记》，领略其“超然”精神。

　　中国历史与北宋现实的交接点，恰巧成为苏轼文学创作灵感的触发点。与其说《超然台记》是一篇建筑物的题记散文，还不如说是一篇人生哲学论文，一首从人生忧患中解脱出来的哲理诗。

　　对读者来说，倘若在烦恼时沉吟此文，在痛苦中咀嚼其味，或许能获得“超然”的效果。人在社会上生活，难免会遇到挫折与失意，这时常常会想到遁世。由于生存条件的限制和人的社会属性的限制，隐逸山林，不食人间烟火，又是不现实的。从人生态度来说，隐逸遁世也是消极的、不可取的。

　　苏轼的《超然台记》所开的人生解脱处方，就不主张隐逸遁世。他认为，只要善于观物，善于从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发现其“可观”、“可乐”处，发现诗意，发现美感，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得心灵的超然自适，变“散文化”的人生为“诗意”的人生。

　　《超然台记》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醨（lí），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为求褔而辞祸者，以褔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褔。夫求祸而辞褔，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庐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予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shú）酒，瀹（yuè）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予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超然台记》（原文释义）

　　任何事物都有可观赏的地方。如有可观赏的地方，那么都可使人快乐，不必一定是怪异、新奇、雄伟、瑰丽的景观。吃酒糟、喝薄酒，都可以使人醉，水果蔬菜草木，都可以充饥。以此类推， 我到哪儿会不快乐呢？

　　人们之所以要追求幸福，避开灾祸，因为幸福可使人欢喜，而灾祸却使人悲伤。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而能满足我们欲望的东西却是有限的。如果美好和丑恶的区别在胸中激荡，选取和舍弃的选择在眼前交织，那么能使人快活的东西就很少了，而令人悲哀的事就很多，这叫做求祸避福。追求灾祸，躲避幸福，难道是人们的心愿吗？这是外物蒙蔽人呀！他们这些人局限在事物之中，而不能自由驰骋在事物之外；事物本无大小之别，如果人拘于从它内部来看待它，那么没有一物不是高大的。它以高大的形象横在我们面前，那么我常常会眼花缭乱反复不定了，就像在缝隙中看人争斗，又哪里能知道谁胜谁负呢？因此，心中充满美好和丑恶的区别，忧愁也就由此产生了；这不令人非常悲哀吗！

　　我从杭州调移到密州任知州，放弃了乘船的舒适快乐，而承受坐车骑马的劳累；放弃墙壁雕绘地华美漂亮的住宅，而蔽身在粗木造的屋舍里；远离杭州湖光山色的美景，来到桑麻丛生的荒野。刚到之时，连年收成不好，盗贼到处都有，案件也多不胜数；而厨房里空荡无物，每天都以野菜充饥， 人们一定都怀疑我会不快乐。可我在这里住了一年后，面腴体丰，头发白的地方，也一天天变黑了。我既喜欢这里风俗的淳朴，这里的官吏百姓也习惯了我的愚拙无能。

　　于是，在这里修整花园菜圃，打扫干净庭院屋宇，砍伐安丘、高密的树木，用来修补破败的房屋，以便勉强度日。在园子的北面，靠着城墙筑起的高台已经很旧了，稍加整修，让它焕然一新。我不时和大家一起登台观览，在那儿尽情游玩。从台上向南望去，马耳、常山时隐时现，有时似乎很近，有时又似乎很远，或许有隐士住在那里吧？

　　台的东面就是卢山，秦人卢敖就是在那里隐遁的。向西望去是穆陵关，隐隐约约像一道城墙，姜太公、齐桓公的英雄业绩，尚有留存。向北俯视潍水，不禁慨叹万分，想起了淮阴侯韩信的赫赫战功，又哀叹他不得善终。这台虽然高，但却非常安稳；这台上居室幽深，却又明亮，夏凉冬暖。雨落雪飞的早晨，风清月明的夜晚，我没有不在那里的，朋友们也没有不在这里跟随着我的。我们采摘园子里的蔬菜，钓取池塘里的游鱼，酿高粱酒，煮糙米，大家一边吃一面赞叹：“多么快活的游乐啊！”

　　这个时候，我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恰好在济南做官，听说了这件事，写了一篇文章，并且给这个台子取名“超然”，以说明我之所以到哪儿都快乐的原因，大概就是在于我的心能超乎事物之外啊！

　　苏轼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濡染，对儒、道、释等各家思想兼收并蓄。在他人生的每一个时期，都没有完全皈依哪一家思想，也没有彻底放弃哪一家思想。当然，正像封建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那样，他最先接触的是儒家思想的正规教育，最先选择的也是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仕途。

　　苏轼年仅十岁时学习《范滂传》，便“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二十一岁应科举试，曾向朝廷呈上五十六篇策论；二十二岁中进士进入仕途后，更是满怀“致君尧舜”的信念。但苏轼耿介正直的性格、坚持自己主见的做法，使他的仕途充满了坎坷。

　　屡遭贬谪之后，苏轼积极入世的热情不能不大大降温。他在《自题金山画像》诗中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寥寥数语，几十年的宦海浮沉，多少次的被贬外放，无边的苍凉，数不清的磨难，尽在其中。

　　屡遭挫折之后，苏轼益发感到壮志难酬。于是老、庄思想便乘虚而入，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它与苏轼固有的儒家人生哲学一起，构成了一种充满矛盾的人生哲学：入世与出世、有为与无为、投身社会和回归自然。苏轼是痛苦的，也是困惑的。随着痛苦与困惑的加剧，他的退隐心结，已发展到对社会的退避，对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的怀疑。这种人生无法预料、不可把握的意识，随着遭受挫折的增加而越来越强，使苏轼常常发出“万事到头都是梦”，“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的喟叹……

　　“人间何者非梦幻”，这种人生如梦的困惑终于把苏轼逼上了寻求解脱的道路。应该说，对仕进与退隐的困惑、对人生如梦的悲哀，是封建时代文人的普遍心态，但对困惑与悲哀加以解脱，却并非易事。在这方面，道家文人往往略胜一筹，吸收了道家思想的苏轼，便是如此。

　　信儒却不迂腐，以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入世思想来务实；谈禅却不佞佛，以其看破红尘的出世思想来处世；乐道却不厌世，以其乘势归化、返璞任天的避世思想来修炼。三者融为一体，就能不受时空的束缚，可以追求生命的自由。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维护赵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和克服自己的人生坎坷与磨难之苦。这就是苏轼的超然生命观，也是他为什么不去投江、没有出家，宁愿忍受苦难、甘当贬官而不忘忠君爱国忧民的根本原因。

　　有了“超然”的处世态度，人就变得坦荡而达观了。苏轼漫游赤壁之时，正是他被贬黄州，政治上极度失意之际，可是他却写出了《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流传千古的超然之作。

　　在《赤壁赋》中，苏轼表达了他对人生的哲学思考，他认为，虽然宇宙是无限的，人生是有限的，但二者又是相对的、辩证的。万事万物都有生有灭，人生的意义亦可永存，问题就在于以何种态度处世。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他明确表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当然，苏轼是普普通通的人，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因此，他有时也会感到难以真正脱俗。难以从物欲中彻底解脱出来。当欲望不能满足时，他也难免会有凡夫俗子一样的牢骚要发泄。但他的“超然”处世态度一旦战胜了物欲的诱惑，心灵马上就会恢复平静而“忘却营营”。他认为，“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重要的是要有高尚的品格追求和认真的生活态度。

　　北宋王朝的险恶仕途，几乎窒息了苏轼的政治热情，想到自己的坎坷人生和仕途，苏轼也禁不住产生凄楚苍凉之感，甚至还有些愤然不平。但继之而来的常常是“超然”的自我安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如此一来，一切都会处之泰然，身居显贵不沾沾自喜，遭受贬谪不忧凄于心，“去无所逐来无怨”了。

　　我们看苏轼虽有“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自嘲，却在多次被贬中都能找到生活的乐趣。他几乎是到一地方，爱一地方，不对自己的被贬耿耿于怀。他到杭州就爱杭州，“故乡无此好湖山”；到密州就爱密州，“乐其风俗之淳”；到黄州即爱黄州，“长江绕廊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在惠州就爱惠州，“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海南儋州本是被视为“南荒”的流放之地，但苏轼却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检阅《苏东坡全集》，会发现苏轼任密州太守两年多的时间内写下了二百三十多首脍炙人口的诗文，其中涉及超然台内容的诗文就达十一篇。苏轼一生代表词作颇多，《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密州出猎》等就创作于超然台。正是在这片神秘而丰厚的文化沃土上，苏轼达到了他诗词创作的最高峰，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豪放词风。

　　苏轼既善于深入人生，又善于超越人生，在各种生活环境中遍尝了各种人生滋味，但又总能出乎其外，发现其中的“至味”——“可观”处与“可乐”处。

　　他在艰难困苦中，总是设法找到人生的乐趣，他什么饭都能吃，什么房都能住，和什么阶层的人都能相处，什么样的忧愁烦恼都可以解脱，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能保持无往而不乐的超然心境。

　　苏轼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能够融合儒、道、释，打通“雅”与“俗”的界限，极大地丰富了传统人格美内涵，使之变得更为健全和成熟。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俨如一鹤飘然，随遇而安，来去潇洒，出入自由，不为世俗所羁，亦不为虚妄所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