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遗址出土的水稻是目前在武夷山东麓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水稻遗存;出土的粟和黍两种小米是目前在整个华南地区，包括岭南地区和武夷山脉以东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小米遗存，这为探讨整个华南沿海地区的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的来源问题提供了关键的考古实物证据和新的线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对于南山遗址的惊讶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日前，中国东南及环太平洋地区史前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福建将乐县召开。这是2013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福建博物院共同筹建的东南考古研究基地组织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也是对从2012年至2017年持续进行的南山遗址综合考古的一次集中研讨。　　南山遗址为什么重要？把它的新成果和环太平洋地区的考古学家带来的其他重要发现一起放在地图上，会带来怎样的新认识？　　 填补了福建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缺环　　“福建史前考古学研究工作开展较早，但由于发掘遗址较少、各地区间工作不均衡，导致其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存在许多缺环，重建福建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框架，一直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周振宇博士，是此次南山遗址考古的领队。　　南山遗址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狮子山的南侧，1986年文物普查时首次发现。这是一处洞穴和旷野相结合的史前文化遗存，地层保存较好、时代跨度较大，2013年被评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至2017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社科院考古所、福建博物院与明溪县博物馆对南山遗址进行正式考古发掘。　　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华南地区的史前人类遗骨保存状况较差，因此南山遗址5座保存有人骨的墓葬就非常珍贵，这是福建省内除昙石山遗址外最为丰富的史前人骨材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明辉博士刚刚完成了初步的分析，“头骨的额头比较宽阔，比较直，而且下颌比较粗，比较宽阔，与福建漳平奇和洞遗址、广东鲤鱼墩贝丘遗址、台湾亮岛人以及泰国、越南等类似遗址中的特征相似。这些人骨在古病理学方面的特征，如牙结石、龋齿、牙釉质发育不全、骨质增生等，为下一步探索南山遗址人群的食物构成、生业形态等问题提供了线索。”　　周振宇曾经在福建将乐的岩仔洞遗址进行发掘，那里出土的文化遗物与南山4号洞的遗存极为相似，“通过几年的考古，我们揭露出南山遗址连续而完整的文化层，展现出距今5300年到4300年的文化面貌，填补了闽西北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缺环。”　　 水稻、小米两类农作物或从海路传入　　南山遗址重要，还因为它浮选所得的丰富的植物遗存。　　作为一个洞穴遗址，浮选出土了炭化木屑、植物种子、坚果、核果等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其中又以植物种子为主，总计5.57万余粒，分别属于至少38个不同的植物种类。令人惊叹的是农作物合计有5.16万粒，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93%;其中包括水稻、粟（谷子）、黍（糜子）、大麦、大豆和绿豆等6个品种，水稻和小米的数量都达上万粒。另外还发现有梅子、柿子、猕猴桃、葡萄等可能被栽培的鲜果类植物遗存。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提起居住在洞穴里的人类，就会联想到采集狩猎，顶多从事一些初级的农业生产，南山遗址的先人们虽然住在洞穴里，却从事着相对比较发达的农业生产。”赵志军说，更为直接的例子是浮选出的田间杂草，“飘拂草和红蓼是稻作农业伴生的杂草，而狗尾草和马唐草是旱作农业伴生的杂草。这几种典型的农田杂草的出现，说明这些稻谷和小米都不是收集或交换得到的，而是南山先民自己栽培种植的。”　　研究已知，小米是8000年前在北方的兴隆洼起源。那么粟和黍在5000年前是如何从相距甚远的北方来到这一遗址的？目前江西发现的最早的小米是商周的，和南山遗址有着2000年的差距。整个浙江地区的小米，则要追溯到更晚的西周。赵志军把中国东海岸同时出土水稻和小米两种遗存的史前遗址进行了排列，包括浙江的上山遗址、良渚文化中的杨家村、上海的广富林、山东日照的两城镇等，这些遗址都分布在沿海的通道上。“我们是否可以大胆猜测这两类农作物是从海路传入的？南山的植物遗存或将拓展我们对史前海洋交通的研究视野。”　　参加研讨会的一些专家也提供了类似的角度。美国丹佛美术馆研究员焦天龙对福建沿海遗址如壳丘头遗址、大帽山遗址、昙石山遗址、黄瓜山遗址的史前经济进行了重新考察。他认为福建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形态存在着海岛和海岸的区别。海岛聚落自距今8000年左右出现以后，经济形态一直以获取海洋资源为主，直到距今4000年左右仍未见明显的稻作农业迹象。但海岸地区的情况却不同。稻作农业最迟在距今5000年左右就已经成为食物的主要来源之一，到距今4000年左右又增加了大麦和小麦等农作物。“而大麦和小麦传入中国的通道至少有4条，其中就包括海洋通道。”赵志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