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徽、旗袍、围棋…一张90年历史的老报纸，记录了6个解放初期别有深意的故事
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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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我们掌握的史料来看，在1950年9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曾经致电上海市市长陈毅，其中提到，‘国徽的制作，决定采用钢模轧制法，请你处负责交由上海厂商承作，并派专门技术人员监制。第一批拟先制大号(一米)的八个，发各大行政区悬挂；中号(八十公分)的六十个，发各省市(中央直辖及大行政区直辖市)及省级的人民行政公署悬挂；小号(六十公分)的八十个，发省辖市悬挂。’从这份历史档案所传递的信息表明，共和国的首批国徽由上海负责制造。”陈汉鸿说。
据陈汉鸿介绍，1950年6月2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表决通过。国徽方案通过后，距离国庆节只剩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赶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之际，在天安门城楼上和一些重要场合挂上国徽，大批量制作工作必须紧锣密鼓。
国徽制造体现了上海工业的工匠精神
国徽的制作决定采用“钢模轧制法”。中央人民政府分别致电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和上海市市长陈毅，了解香港和上海的制作条件。两地答复均可制作。考虑上海比较近，制作成本相对比较低，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决定派女科长丁洁如前往上海接洽。
从有关档案与相关研究成果来看，起初上海市政府以为，中央是要做国徽的证章，不清楚是要做如此大的钢片浮雕，而且时间如此迫促。当时由工商局约请做证章的厂商来面谈，他们无法做，太大，时间上也不允许。
当时华东工业部的答复是：上海不可能做钢模，没有这样大的厂，即使能做，时间也要二月以上，而且压制一米大的铜片浮雕机器，上海根本没有。但为了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经多方研究讨论，最后商量出，将国徽雕刻木型翻砂浇铜。这个方法上海可以做，而且时间上也可以保证。
从史料来看，当时在工商局开会时，工业部钱大业同志约请了两家翻铜的厂家来商谈，决定先做国徽木刻模型，再翻砂浇铜。这一方案很快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批准。
9枚国徽很快制作完成。6枚大号铜质国徽被分送到各大行政区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其余2枚大号国徽和1枚小号铝制国徽被带回北京。此时，已临近国庆节，虽然1950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悬挂上了第一枚国徽，但质地却是木质的。而全国广大地区，尚没有可供悬挂的国徽。
显然，短时间内由中央政府大批量集中在上海制作国徽困难极多，且装箱运输费用负担也极大，于是，有关方面给中央打报告，请示分区制造、分发国徽的原则，由上海方面提供制作经验。首批在上海制作的8枚铜质国微，每枚重达230磅，极为笨重，工料和运费成本也很大。而用铝浇铸，不仅效果不错，分量也会轻很多，价格更是可以节省。这样，时间和经费就都有了保障，上海方面的压力也会减轻很多。为此，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还专门下发了颁发国徽浮雕的地区分配清单。
1951年5月1日，天安门城楼终于正式悬挂上了一枚由沈阳第一机床厂工人铸造的铜铝合金国徽。
打开了土特产交流市场
“近70年前，在我们馆所在地，曾经举行过当时规模盛大的展览——上海市土产展览交流大会。这次交流大会从1951年3月16日开始筹备，历时近三个月于6月10日开幕。会场设在南京西路跑马厅（今人民广场）内，占地400亩，展期两个月，参展人数305万人。”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部副研究馆员陈汉鸿说，“在我们馆里藏有一本上海市土产展览交流大会纪念特刊，还有陈毅子女提供的陈毅参观土产展览交流大会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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