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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参事葛剑雄:我不是故纸堆里的“书呆子”,也不是媒体说的“葛大炮”

    初中时向钱钟书的表兄借书看

    上观新闻:您是1978年考入复旦的。

    葛剑雄:是的,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两个机遇,一个是解放,一个是改革开放。

    1977年恢复高考,我超过31岁的报名上限,与高考无缘。但是1978年又恢复招研究生,招考年龄不仅放宽到40岁,还不拘一格降人才。也就是“破格”,破格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需要学历证明,呵呵。所以,即使我没有上过大学,照样可以考。

    这个机会只有改革开放有。我很幸运,要是再迟那么5年、10年,这班车恐怕就搭不上了。

    上观新闻:虽然您没有读过大学,但当时您考了历史系的第一名。

    葛剑雄:的确有不少人问我,你是怎么自学成才的?这其实不是好事,这是不得已,我还很羡慕那些正规上大学的,我还想补一次呢。

    我只是在某方面强一点。读初三时,恰逢闸北区少年宫开张,我考取了文学创作班。辅导老师孙书年先生是厂校教师,但知识渊博,讲课极有吸引力。少年宫每周只活动一次,他让我到他家去受教,把他的藏书借给我回家看。他出身无锡世家,是钱钟书的表兄,不仅教给我古典文学知识,还告诉我很多文史掌故。

    高一时,在四川路上的上海青年宫开书法班,我报名被录取。指导老师是沈尹默的入室弟子胡问遂先生,他不但讲大课,还走到下面看我们练字,一一辅导纠正。那段时间,我特别痴迷于诗词。买不起王力的《汉语诗律学》,就买了他的小册子《诗词格律》,还到纸店买最便宜的、裁下来的废纸边角料习字抄诗。

    初中时,语文老师发现我在看《楚辞》,不禁为我的阅读面之广和求知欲之强而感到惊讶,便代我向图书馆借书。初中毕业,我考上了重点中学市北中学,图书馆藏书规模增加不少,但很多书是不对学生开放或外借的,语文、历史老师就代我借书,以后又将我介绍给图书馆享受与教师一样使用阅览室的条件。高中期间我读完了《资治通鉴》,又陆续读“二十四史”和其他重要的文史典籍,打下了较为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底。

    1982年9月在新疆塔什库尔干考察

    上观新闻:除了读书,您还对什么有兴趣?

    葛剑雄:我兴趣挺广泛,初中时做航模,一直做到线索引机动机。学无线电收发报,考三级运动员时,正好是毕业考试,才因为时间冲突未参加。

    上观新闻:后来为什么没继续念下去,留校当老师了?

    葛剑雄:高中时,我已确定目标报考北京大学的古典文献专业。高二下学期被查出患有肺结核,病休一年半。我所在班级已经毕业,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复学试读的资格。到1964年毕业时体检仍不合格,不能参加高考,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参加师资培训,留校实习。

    1965年8月我正式成为一名中学教师。一年后“文革”爆发,大学停课。

    上观新闻:“文革”期间,您也在苦读吧。

    葛剑雄:是的,当时读了不少书。大学恢复招生后单要工农兵学员,且只接受推荐,还是与我无缘。但我没放弃读书机会,开始读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1971年以后,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展开,作为批判材料的儒家典籍,如《论语》之类,便“名正言顺”地走进我的视野。在紧随其后的“批儒评法”中,“儒家”“法家”的书都能读了,甚至有机会对韩非子、荀子、王夫之、魏源等一系列被认定为“法家”的学者及其思想进行深入了解。

    我很早就有流连于新华书店和各种旧书摊的习惯。朱墨套印的《六朝文絜》,如今已成拍卖价高达数万的珍品,还有些明版书、清刻本,学生时代的我都只花一两块钱便淘到了。“文革”中,周恩来总理曾命一些无法正常工作的学者翻译外国历史、地理、人文社科著作,供干部内部阅读,还将中学教师也列入干部范围,于是我又逮着机会大量阅读了国外的历史、地理名著和丘吉尔、阿登纳、朱可夫、李光耀等人的回忆录或传记,以及《光荣与梦想》《第三帝国的兴亡》等书。

    谭其骧先生的求是品格,对我影响深远

    上观新闻:当时怎么想到要报考复旦的研究生,选了历史地理这门学科?

    葛剑雄:尽管仍然心仪北大,但考虑到当时自己已结婚成家,所以我选择了复旦大学。那时并不太了解历史地理这门学问,望文生义地认为它只是历史与地理两门学科的叠加,而自己恰好对这两科都很感兴趣,再加上谭其骧先生的巨大声望,就选择了这个专业。这个决定,使我与复旦大学和历史地理学科结下了几十年的不解之缘。

    上观新闻:谭其骧是公认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您是谭其骧培养出来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

    葛剑雄:是的,我跟周振鹤有幸被教育部特批作为试点,实际上只念一年多,1983年8月就通过答辩,10月拿到博士学位。当时,谭先生工作繁忙,任务重大,身体不好,需要一个学术助手。1980年,学校正式要求我担任谭其骧的学术助手,从此我便获得密切接触谭先生的机会。除了为老师送书送杂志、处理信件等日常杂务,我还担起了陪同老师外出、照料起居的重担。当时学校的工作条件很差,谭先生家里住房狭小,为使他能集中精力完成重大科研任务,时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特批,在衡山宾馆开了一间房,我陪他在那里住了半年多。为编纂《中国历史大辞典》和整理《肇域志》,他住在申江饭店办公时间累计超过一年,我都陪着。

    1983年10月复旦大学博士学位授予仪式,葛剑雄(右)与导师谭其骧教授(中)和同学周振鹤(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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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王海燕 责任编辑:老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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