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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参事葛剑雄:我不是故纸堆里的“书呆子”,也不是媒体说的“葛大炮”

    上观新闻:那您和其他学生不一样,除了阅读老师的著作,上老师的课外,可以进一步接触老师。

    葛剑雄:是的,我有更多的机会近距离接触老师的思考与写作过程,了解老师的学问是如何产生的。在衡山宾馆和申江饭店,饭后散步时谭先生常会同我分享自己最近的思考。我们的感情也非常好,可以说我们虽然是师生,情同父子,甚至情胜父子。

    上观新闻:谭先生对您产生什么影响?

    葛剑雄:谭先生的求是品格,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给我树立了不只是学术上的典范,他的为人是我人生的典范。

    随侍谭其骧教授期间,令我得到了大量接触学术前辈的机缘。在史地领域,除了太老师顾颉刚未曾面见,侯仁之、史念海、石泉、陈桥驿等都很熟悉,经常有求教的机会。历史学界的徐中舒、缪钺、郑天挺、邓广铭、杨向奎、王仲荦、唐长孺、吴于廑、周一良、田余庆等,地理学界的黄秉维、施雅风、陈述彭、任美锷、吴传钧等,凡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的委员(院士)、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组会议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中的学者,我都曾旁听过谭其骧与他们的交谈,也伺机向他们请教。我当年的博士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阵容非常豪华。由于论文题目涉及人口地理,谭先生曾介绍我向中国人口地理学的开创者胡焕庸先生请教。我的硕士论文《西汉人口考》,谭先生特意交他的老友、经济学家吴斐丹教授评审。

    2011年3月9日葛剑雄与108岁的周有光先生

    上观新闻:读研时还有什么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事。

    葛剑雄:我记得,那天我正好在办公室帮英语老师打字。听到广播里说有重要消息发布,结果10点公布“中美建交”的消息。不久之后,里根总统访问中国,他也来到了复旦大学。

    我就亲历了这个历史场面:谭先生坐在主席台上,当时我坐在第一排,离主席台最近。里根总统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来之前,你们的同学叶扬让我带一句话来,我想念你们,他是用中文说的。”当谢希德校长将学校的礼品《中国历史地图集》送给里根时,向他介绍坐在他后面的谭其骧教授,里根就转过头来和谭先生握手,这个镜头在全世界播出。很多国外的同学说,我们都看到了!

    上观新闻:后来您也有了出国留学的机会。

    葛剑雄:读研究生的时候,真没想到我有机会可以出国留学。85年我出国访问,那时我已经40岁了,再晚机会就没了。人家还挺奇怪,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又是研究中国历史的,怎么英文可以讲得那么好。其实这是因为我当过中学英语教师,并且一直在自学。

    上观新闻:您又选择了回国。

    葛剑雄:是的。我从来没有想过不回来,1985年7月10日离开上海,1986年6月10日早上回来,11个月一天都不差。当时中美间差距的确极大,在美国报税时要登记我在中国的收入,我算了一下国内的工资相当15美元。人家问我,是一天还是一个月?我说,是一个月。他们很惊讶,说,这么少啊,你就别报了吧。

    临上飞机前,我卖掉了在美国买的二手汽车。回上海后女儿问我,我家的汽车呢。我跟她说,今后我们不会有汽车,要坐巴士了。但没有想到,十几年后她和我都有了车。

    我记得很清楚,在香港回上海的船上,我们看了一部根据路遥小说改编的电影。拍的是中国农村题材,那时农村很穷,有人用牙粉刷牙,村民们还感到很新鲜。我就跟太太感叹,中国要什么时候才能发展起来呢?但没有想到,后来的发展速度那么惊人。

    上观新闻:这些年的发展速度的确惊人,这给学科带来什么影响?

    葛剑雄:从我们的科研经费就可以看出。1986年我当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一年的经费8000元,我们研究所20多人,我跟他们说,你们也不要找我批了,按职称每个人分几百元,这笔钱就分完了。

    但是没过几年,我们的经费就提高到100万。有一年复旦主办开国际校长会议,我就讲了这个例子,外国校长都很惊奇和羡慕。

    上观新闻:为什么这么羡慕?

    葛剑雄:他们说,虽然我们的科研经费比你们多,但你们进步那么快,这个发展速度让我们很羡慕。这是有对比的。以前,我们到国外开个会,要拿到赞助才行,否则连住宿费都交不起。1986年我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世界科技史大会。闭幕前有一个招待会,每人要付30美元,可是中国人付不起。会议主席说,中国学者的钱我们已经付了,你们就放心地来参加。

    那时可不是每天都有中国民航的国际航班,但公费出国又不能买外国航班。比如会议周三结束,周六才有民航航班。可5天会期,最多给7天的津贴。为了节省钱,早餐多拿一个面包,到人家宿舍挤一挤,可以说,为了节约经费经历很多尴尬。

    可是现在倒过来了,外国人来开会,要向我们申请经费。复旦光华楼整天都会碰到外国学者,他们很乐意来中国开会,不仅会议的信息量很大,开会的待遇也好。

    不仅如此,二线、三线城市的大学也经常召开国际交流会议。可以说,比起国际上的一流大学,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我们的大学都具有不错的竞争力。这一切都归功于改革开放。从“文革”走过来的我们都想像不到今天的发展,但一样样都变成了事实。

    上观新闻:介绍下您所在的历史地理研究所吧。

    葛剑雄:哈佛大学分管科技的副校长来复旦考察访问时,他对当时的王生洪校长说,考察下来,复旦的历史地理够得上国际化的一流学科。

    我们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不但代表了学校水平,也代表国家的荣誉。我们与哈佛大学等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用的软件是最先进的,美国也用,但欧洲、加拿大、美国最多只有二三百年的历史资料,而我们的资料有两、三千年之久,我们还在编码、信息处理方面有了创新,当然我们的系统水平最高。

    2010年2月于欧盟总部葛剑雄作关于中国历史和疆域的报告

    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大展,教育部在全国征集展品,最后入选两项成果,一项就是我们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参观那天,中央领导都在我们的展台前停留,有人还自己操作查询。

    我参加社会活动,担任参事、政协委员等职,实际上也扩大了我们的学科的影响。2010年两会期间,我在教育界联组会上发言,散会时时任副总理的李克强跟我握手时说,你的老师对国家贡献很大,你们的学科一定要好好发展。

    上观新闻:谭其骧主持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被公认为“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科建设上有开拓性建树的一部著作”,也开创了历史地理学科一个里程碑式的时代。这套历史地理图集有继续编下去吗?

    葛剑雄:从1982年开始,谭先生就主持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1992年8月他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这项未竟事业。但因种种原因,到现在为止,《国家历史地图集》只出了一册,还有二册待完成编纂出版,而当初的编委只剩下3人。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也已74岁了。去年中国社科院聘请我为执行主编,我得继续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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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王海燕 责任编辑:老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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