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写作教育重识鲁迅：现代写作并非技巧训练 而是“心”的觉醒与“人”的塑造
08/31
09:24
上海热线讯 8月29日下午，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东方出版中心联合主办，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协办的“关于鲁迅”系列讲座第二讲在中版书房长宁店举行。本场讲座暨东方读书会第42期以《现代写作的诞生：以青年鲁迅的写作教育为对象》为题，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副系主任、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副院长黄平主讲，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副系主任王嘉军对谈。两位学者从青年鲁迅的求学经历与写作训练入手，在传统蒙学、新式学堂与留日思想转型的多重脉络中，重新探讨鲁迅的写作教育如何塑造了其文学观念，以及这一过程对中国创意写作的深层启示。
在上一讲中，罗岗教授从“幻灯片事件”出发，揭示了鲁迅文学中“看与被看”的复杂结构以及“自我亦在被看”的反思性原点。如果说第一讲追问的是“鲁迅文学何以发生”，那么第二讲则进一步追问：一个受过传统蒙学训练、新式科学教育和留日思想洗礼的青年，究竟经过了怎样的写作教育，才最终成为文学家鲁迅？黄平教授通过还原鲁迅从私塾启蒙到弃医从文的思想历程，剖析了《天演论》与“摩罗诗力说”对鲁迅写作观的影响，论证了“争天拒俗”及“主体性”在创意写作中的核心地位。
鲁迅写作教育的三个阶段
黄平教授首先梳理了鲁迅写作教育的三个阶段，揭示其从传统蒙学走向现代文学创作的内在逻辑。
第一个阶段是传统私塾教育。鲁迅幼年入三味书屋，师从寿镜吾先生，接受系统的传统蒙学教育。他从《鉴略》等韵文读物入手，培养了语感和对文字的敏感度。清代科举恢复“试帖诗”考试，促使私塾普遍开设“对课”训练——老师出一句“红花”，学生按词义和平仄选出相对的两字如“绿叶”来回答。鲁迅正是在这样的虚实平仄对仗练习中，掌握了作诗的基础技巧。除课堂教育外，鲁迅还通过阅读《山海经》等带插图的书籍进行自我教育。这种非逻辑的、充满想象力的阅读弥补了传统教育的不足，为他日后的文学想象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第二个阶段是新式学堂与《天演论》的冲击。鲁迅在南京矿务铁路学堂接受地质学等科学教育，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接触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该书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深刻冲击了其思想。黄平特别指出，严复的《天演论》不仅包含顺应环境的“顺”，更包含“与天相争”的“争”。鲁迅继承的正是后者——那种“与天斗其乐无穷”的革命者精神。这一“争”的面向，使鲁迅超越了单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形成了主动抗争而非被动适应的思想底色。
第三个阶段是留日期间的思想转型。1902年，鲁迅赴日留学；1904年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1906年，因“幻灯片事件”的刺激，他认识到医治身体不如改变精神重要，毅然弃医从文。黄平分析20世纪初日本流行的写作观念，乃至于梁启超等寓居日本的文化人的倡导，指出鲁迅这一转折不仅意味着职业道路的改变，更意味着写作观念的根本重塑——文学不再只是表达的工具，而成为“新民”的精神实践。
“摩罗诗力说”与创意写作的内生性起源
黄平指出，鲁迅1906年弃医从文之后，1907年至1908年间在《河南》月刊上发表了《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文言论文。其中，《摩罗诗力说》尤为关键——它不仅标志着鲁迅文学观的成熟，更在中国语境中确立了创意写作的内生性起源。
所谓“摩罗诗人”，指拜伦、雪莱等具有反抗精神的浪漫派诗人。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推崇这些“魔鬼诗人”，主张文学应具有“争天拒俗”的力量。黄平强调，鲁迅所说的“新”，并非单纯的技术革新或形式创新，而是“心灵”的觉醒。他反对沉默与顺服，主张通过文学发出“心声”，打破铁屋子般的沉默——这正是创意写作核心的精神内核。
由此，黄平提出了一个颇具冲击力的论断：鲁迅1906年弃医从文并形成“摩罗诗力说”，标志着中国创意写作的内生性起源。这一判断指出：中国的创意写作并非从西方舶来，而是从鲁迅那一代人的思想革命中内生出来的。它不是一种技术性的写作训练，而是一种“心”的觉醒与“人”的重塑。
针对当下流行的“空心人”写作——那种技巧娴熟却缺乏精神内核的文字生产——黄平强调，创意写作应回归“有心人”的写作，即具备心灵觉醒与主体性的创作。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之所以在今天仍具启示，正在于它提醒写作者：文学的根本力量不在于修辞的精巧，而在于能否发出真正的声音。
哲学视域下的写作主体性与创造性
在对谈环节，王嘉军教授从哲学角度补充了鲁迅写作观的深层逻辑，强调了写作与人格的不可分割性。
王嘉军首先引入尼采的“永恒轮回”学说。他指出，真正的创造应像孩童游戏般不计后果、享受当下，而非为未来功利目的服务。这一视角与鲁迅的写作精神高度契合——鲁迅的写作从来不是为了某种外在的功利目标，而是出于内心的需要与对现实的回应。结合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王嘉军进一步指出，写作应体现每时每刻的创造意志，使时间脱离线性流动，实现精神的绵延与进化。
在比较文学的视野中，王嘉军将鲁迅的写作观与美国思想家爱默生的“自我信赖”精神进行了对照。两者都强调主体性的张扬——基于自身文化内核，开放地吸收外来营养，而非盲目追随或全盘否定。鲁迅的写作之所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正在于他始终立足于自身的文化土壤，同时又以开放的姿态吸纳世界思想资源。王嘉军最后援引朗吉努斯的名言——“崇高来自于伟大心灵的回响”——强调写作教育不仅是技巧训练，更是人格的塑造。
两个多小时的讲座中，两位学者还与现场读者就写作怎么教、鲁迅文学观念对当代写作教育的启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本场讲座以青年鲁迅的写作教育为线索，重新打开了理解“现代写作如何诞生”的多重通道。所谓“现代写作的诞生”，并不只是一个时间意义上的起点，而是一个在传统与现代、科学与文学、自我与世界之间不断生成的问题现场。鲁迅的写作教育告诉我们：真正的写作从来不只是技巧的训练，而是“心”的觉醒与“人”的重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