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系列讲座第4讲| 鲁迅晚清民初的汉语实践与重回文学道路
09/10
11:28
上海热线讯 9月5日下午，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东方出版中心联合主办，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协办的“关于鲁迅”系列讲座第4讲暨东方读书会第44期活动在中版书房长宁店如期举行。本次活动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贵良教授、凤媛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围绕“鲁迅晚清民初的汉语实践与重回文学道路”这一主题展开分享与对谈。两位学者带领现场听众跳出《狂人日记》的经典光环，回溯鲁迅沉寂十年间丰富复杂的文学语言实践，探寻其白话文学创作的来路。
鲁迅1909年自日本回国之后，经历了长达近十年的文学沉默期，直至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重返文坛。长久以来，不少解读将《狂人日记》视作横空出世的文学奇迹，默认这一时期是鲁迅创作的空白与断裂。文贵良教授在讲座开篇便提出核心问题：为何沉寂多年之后诞生的《狂人日记》，历经百余年依旧保有强烈的精神冲击力？这一文本的语言构造、叙事形式并非凭空生成，应当回到《狂人日记》之前尚且以周树人为名的一系列文学实践当中寻找答案。
文贵良教授从文学汉语的实践出发，指出汉语实践具备现实性、能动性、自由性三大属性，而晚清民初的文学汉语，则是“有理”“有情”“有文”三者的统一。他将鲁迅这一阶段纷繁的语言活动概括为汉语实践的“四重奏”：以《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为代表的准白话译述；跟随章太炎研习《说文解字》、翻译《域外小说集》的文言翻译实践；文言短篇小说《怀旧》的创作；古籍、碑刻的整理辑录与考订工作。四重实践彼此交织，共同铺就鲁迅通向白话小说创作的道路。
在第一重准白话翻译实践中，鲁迅顺应晚清启蒙思潮，尝试使用通俗译述传播西方科学新知。文贵良通过文本词频统计发现，早期译稿中“的”“是”“了”等白话常用虚词出现频率甚高，体现出向书面白话靠拢的努力。但随着翻译推进，文稿文言色彩不断加重。这背后是时代转型期写作者的真实困境：自幼浸润文言体系的鲁迅，驾驭文言文远比白话更加得心应手。此外，在翻译过程中，他还被迫处理大量西方传入的新名词、数据概念，直面汉语欧化的难题，真切体会到两种语言体系转换的艰难。
1908年至1909年，鲁迅在日本聆听章太炎讲授《说文解字》，这成为他语言道路的重要转折点。章太炎高度推崇汉字与中国历史的价值，重视古文字源流，深刻地影响了鲁迅的文字观念。受此熏陶，鲁迅转向用古奥文言来完成《域外小说集》的翻译。这本译作市场反响惨淡，流传寥寥。文贵良还借言字旁汉字的辨析，梳理言语之中“诚”与“谩”（真实与欺瞒）的对立，认为这种结构启发了鲁迅对语言本身的可靠性产生持久怀疑。安特莱夫小说《谩》的翻译，进一步放大了这一思考：语言可以留存谎言，真伪的辨析成为鲁迅持续思索的命题，这一思想也沉淀进日后《狂人日记》的创作之中。
文言小说《怀旧》是鲁迅这一时期重要的文学试笔。全篇以文言为基底，却夹杂唯一一处白话，化用孔子的文言原话，用以模拟面向孩童的通俗解说。小说中富翁金耀宗的“粳糯之辩”，引申出对中国古代知识生产模式的反思：传统学术依靠注、疏、证层层堆叠校勘推进，并非建立在概念演绎与逻辑论证之上，偏重累积性和校注性，而不是基于概念和论证推理的知识体系。除此以外，《怀旧》大量运用第一人称叙事，并且有意识使用标点符号传递人物语气心理，鲁迅也因此成为中国最早自觉运用标点符号的作家之一。
辑校古籍、考释墓碑拓本，则构成鲁迅汉语实践的第四重。面对碑刻风化带来的脱字、异文、版本错讹，鲁迅反复甄别、补录文本，在残缺的文字遗迹之中打磨对汉字的感知，体会汉字本身的韧性。这套校勘实践，直接投射到《狂人日记》的文本结构：小说设置狂人日记“原本”与叙述人“余”整理的“录本”两层文本，正是源自鲁迅古籍整理的工作经验；文中“徐锡‘林’”的用字讹写，也呼应他对待文本错讹的独特态度——事实本身重于文字符号的绝对正确。
在对谈环节，凤媛教授对文贵良教授的分享进行梳理延展。她指出，鲁迅复杂曲折的语言选择，不能脱离晚清民初整体的文化语境。晚清白话文运动兴起，一方面是国内的维新思想运动有开启民智的现实诉求，大量白话报刊出现，另一方面也有包括西方传教士借助白话翻译传播宗教在内的外来因素。周作人便曾推崇白话版《圣经》，将其视作白话文的范本。凤媛特别提出，文言文并非铁板一块，内部存在清晰分层：林纾的翻译取用灵活通俗、富于弹性的浅近文言，而《域外小说集》则选用艰深古奥的古文，二者之别，正体现文言内部丰富的层次差异。
五四时期，钱玄同等人力主语言全盘欧化，希望以印欧语系逻辑改造传统汉语。而历经实践之后，知识分子群体也开始反思全盘推倒传统文字的局限。凤媛对比周氏兄弟的翻译理念：鲁迅坚持“硬译”，直接移植西方语法结构，试图以此拓展汉语的表达边界；周作人则构想包容性的理想国语，主张兼容印欧语结构、文言、方言与口语。
回归《狂人日记》文本，凤媛聚焦小说文言小序与白话正文形成的文白对峙。她格外关注叙述者“余”的角色：“余”以文言书写序言，却保留狂人的白话日记，周旋于狂人反叛世界与世俗日常世界之间。这是鲁迅式的“壕堑战”，借由“余”完成文言与白话两种难以兼容文体的调停与连接。文贵良补充指出，前期汉语实践为《狂人日记》储备了丰富的语言资源，但文本的诞生依旧包含创作灵感的偶然性；而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期间亲历民国乱象，批判目光从普通民众延伸至读书人阶层，进一步加深了作品的思想重量。
讲座随后进入读者互动环节。一位从事财务工作的听众，将鲁迅翻译的困境类比为国际会计准则中文翻译遇到的语义歧义难题，同时问及钱玄同邀约鲁迅写作的历史公案。文贵良了介绍晚清翻译生态的多元样貌：彼时译述、直译、意译并行，鲁迅痛感本土汉语表达的局限，希望借直译引入外来语言改造汉语。凤媛则提示，《呐喊·自序》中“铁屋子”对话不宜完全当作史实考据，文本埋藏大量隐喻，是鲁迅对自身文学道路的自我阐释。
一名来自湖南的本科生分享了参观鲁迅故里、鲁迅公园的见闻，他读到墓前明信片写下的诗句“野草与蟋蟀还在，月的荧光还在，爱的翔舞还在，被改变的人还在”，并以此追问当下重读鲁迅的意义。凤媛有感于这份可贵的文心，对诗句予以阐释，指出其意象大多出自《野草》。这部散文诗集承载鲁迅对自我灵魂的叩问，许多小说中难解的命题，都可以在《野草》之中寻得启发。文贵良解读“月的荧光”代表鲁迅“夜思型写作者”的特质：在喧嚣之外保有安静沉思的能力，这恰恰是被信息洪流裹挟的现代人所稀缺的。他寄语听众：“可以不写鲁迅的论文，但是不能不读鲁迅。”
最后，一名大四学生结合鲁迅“历史中间物”意识提问：晚清民初的汉语实践，是否构成这一思想的前期基础。文贵良分析，“历史中间物”更多是一种思维方式，并不直接在这一阶段就完整成型，思想观念依托语言才得以显现。鲁迅语言拥有极强的“及物性”，能够深度介入现实，如同武侠小说中的“吸星大法”，将翻译、阅读所得融会贯通，以精妙造句直击读者内心。凤媛进一步提醒阐释的次序：应当立足文本逐字细读，从文字当中提炼思想，而不是先预设观念，再到文本里寻找印证。
回望鲁迅从周树人到鲁迅的蜕变，近十年的沉寂不是停滞，而是一场漫长的语言积蓄。翻译、创作、校勘多重汉语实践彼此碰撞磨合，让《狂人日记》的出现有迹可循。百年之后，重读鲁迅的语言实践，也让我们得以重新理解现代汉语诞生之际，一代知识分子在传统与外来之间艰难求索的精神图景。
